《行政许可法》与反腐败

（姚魏 上海社会科学院 本文原载于《社会观察》2003年第3期，有删节）

今年8月27日，历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四次审议，一部备受关注的法律——《行政许可法》获得通过。普遍认为，这部法律是对行政审批改革成果的巩固，是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里程碑。自从1989年制定的《行政诉讼法》使我国产生了现代意义的行政法后，《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直至现在的《行政许可法》延续了相同的立法理念，即行政法不仅是治民的法，也是治官的法，既要防止相对人滥用权利，又要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唯有在平衡理论指导下的行政法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需要。当前，为了改变行政法权利（力）结构失衡的现状，行政领域的立法力图矫枉过正，淡化管理的色彩，加强控权的力度。《行政许可法》顺应了这一趋势，并且在借鉴以往立法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为有效抑制腐败提供了法律保障。

《行政许可法》——你能为反腐败做些什么？

行政许可（亦称行政审批）制度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管理与控制的重要手段，它可以克服人们的自利行为给社会带来的负外部性，如发放排污许可证；它也可以激励给社会带来正外部性的人增加产品供给，如对专利的许可保护；它还可以抑制社会成员对不具有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公共物品的过度消耗，如对私人采矿权的审批。可见，行政审批是国家用来弥补市场缺陷的有效手段，是政府不可或缺的管理工具。可是这项制度却为大多数国人所诟病，人们常常痛陈它的弊端——设定权混乱、重审批轻监管、自由裁量权过大、乱收费等等，更重要的是，行政领域内的腐败大多发生在审批环节上，许多领导干部利用审批权谋取私利。在民众的强烈呼声下，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行政许可法》诞生了，它成为廉政制度建设的新亮点，它所确立的诸多原则成为反腐败的“防火墙”。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便民原则。它从根本上转变了行政机关的角色定位。在计划经济思维模式下，政府把整个社会都纳入到自己的控制范围，垄断着一切社会资源的分配，而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就是审批，所以行政机关总是把审批看成是自己的固有权力和对相对人的恩赐。便民原则的确立使得政府既是管理者也是服务者。对符合条件的申请进行审批，政府不应再看作是对申请人的“赋权”，而是法律规定其必须作为的义务。这极大地改变了为官者的权力本位思想，增强了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从思想上阻抑了造成腐败的主观条件的生成。更重要的是，它使行政机关利用审批搞腐败的难度加大。仅从行政许可的申请和受理环节我们就可窥见一斑：首先，申请形式没有限定，除当面申请以外，申请人可以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任一方式提出；其次，申请环节大为简化，审批应当由多个机关或者同一机关的多个机构办理的，可以由其中一家统一受理并统一送达，或者集中起来联合办理；再次，受理决定当场作出，若申请材料不合格，必须当场或在五日内一次性告知需补正的内容。可见，便民原则不仅减轻了申请人“跑图章”的负累，而且使申请人与审批机关直接接触的范围减小，次数减少，申请人不必再看办事人员的脸色行事，不给好处不办事的状况也会有所改观，造成官员腐败的客观条件将随之减少。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许可设立法定原则，即设定许可的内容、主体、程序皆须法定。首先，法律规定只有六类直接关系国家、社会重大利益的事项可以设定许可，而通过社会、市场自行管理以及事后监督就能规范的事项可以不设许可。可见，行政机关不仅把自己专属的行政审批权部分让渡给社会，而且将本属于社会的自治性管理权归还给原主。腐败就是利用公权谋取私利，权力越大腐败的机会也就越多。政府的审批权随着放权、还权的过程逐步萎缩，以权谋私的现象将减少。同时，市民社会的兴起可以形成一支外部监督力量，这对反腐败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次，行政机关不论层级高低都热衷于设定审批，这成为部门腐败的最大根源。“权力部门化，部门利益化，利益法定化”就是对这种现象的概括。大量设定审批的背后是巨大的利益驱动，多一项审批就多一项收费。今后，行政许可只能由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法规设定，规章的设定权被基本排除（只有省级地方规章可设临时性许可），这些做法不仅使地方和行业的保护主义有所收敛，而且让贪官污吏难以敛财。再次，《行政许可法》对设定许可的程序作了严格的规定，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设定许可之前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的形式听取民意。这就兼顾了管理的需要和老百姓的利益，减少了专门为收费而设定的许可事项，抑制了腐败现象的发生。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程序正义原则。因为法律不可能为所有的许可事项规定实体要件，所以审批行为更具自由裁量性，容易使审批者滥用职权。程序正义原则将使制度缺陷得到有效弥补。第一，审查受时间限制。行政机关除当场作出许可外，审查的时限是20日，联合审查的时限是45日（经批准可分别延长10日和15日，但是应当告知理由）。用拖延战术迫使申请人给好处的做法行不通了，违反审查期限的人员必将受到追究。第二，政务必须公开。一方面，行政许可的规定应当公布，未经公布的，不得作为实施行政许可的依据；另一方面，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许可决定，应当予以公开，公众有权查阅。俗话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有了公开制度，腐败就无处藏身。第三，推行听证程序。告知、回避、公开、说明理由等规定都强化了行政机关程序上的义务，更体现了听证是一种更加公平的准司法程序。这不仅有利于查清客观事实，更加公正地作出裁判，而且能顾全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听证制度限制了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防止了权力的滥用。

《行政许可法》确立了审批与监管并重原则。一方面，上级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下级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监督，另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当加强对被许可人从事许可活动的监督。从经济学的眼光看，在权钱交易下，贪官与企图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审批的人形成了博弈关系，他们都存在利益最大化的倾向，且一方在选择策略时要判断另一方的行动模式。在重审批轻监管的情况下，行贿方考虑到只需一次性买通审批人就可一劳永逸地获益，受贿方也认为自己有利可图，因而交易达成。在审批和监管并重的情况下，受贿方的行为模式被法律强制改变，定期监督相对方既是其权力也是其义务，而行贿方为了让“不当得利”维持下去，就要支付更多的“成本”；当支出超过预期可得利益时，他的最优选择就是把行贿的支出转移到待审项目的完善上，使之真正达到审批的要求。因此制度改进后的博弈结果使得腐败现象减少，社会收益增多。可以预见，最近经常发生的烟花厂爆炸、学生食物中毒的事故，在审批部门加强长效监管后，一定会大幅度减少。

此外，《行政许可法》还确立了诸如信赖利益保护、权责一致等许多原则，在此不作赘述。可见，从法律上防止行政许可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是《行政许可法》立法的最基本的出发点；《行政许可法》所确立的各项原则，也确实从各个角度有效地实现着这个立法目的。


《行政许可法》——你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吗？

《行政许可法》的确是一部反腐败的力作，将为我国的廉政制度建设作出贡献。但是，如果你认为，它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能根治腐败，那就错了。笔者认为，反腐败从来就没有灵丹妙药。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即使政治非常民主、制度十分健全，腐败依然会发生。任何制度都只能从不同角度抑制某一部分腐败，这就好比我们不能拿一种抗生素对付所有的细菌。反腐败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政治任务，是一个需要全人类共同克服的世界性难题，是一个由林林总总、互为倚重的多种制度构架而成的系统工程。

从腐败发生的范围来看，《行政许可法》不可能防止所有的腐败。所谓腐败就是一切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不正当行为。从公权的性质来看，腐败包括了国家机关的腐败，执政党内的腐败，还有其它拥有公权的组织的腐败；从谋私利的主体来看，腐败包括了集体（部门）腐败和个人腐败。可见，行政许可法仅仅规制了国家机关的一部分——行政机关的部分行为——审批行为，即只能抑制行政机关在审批环节中搞的腐败。首先，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内部也存在着腐败问题。长期以来，党政不分，党管干部，党管一切，但是它又很少受到像西方执政党那样的议会控制，同时，检察机关、监察部门、纪委都是受同级党委领导的，由它们监督本级领导干部的做法，存在制度上的缺陷，所以党内的腐败比较严重。其次、司法腐败也是群众非常关注的问题。司法公正是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失去了它，社会就无正义可言，国家就会陷入混乱。当前，司法权常常受到党政机关的不当干涉。失去独立的司法权必然腐败丛生。再次，行政机关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手段很多，不只是行政审批一种，虽然行政审批环节最易产生腐败，但是行政处罚、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复议等领域也都可能发生腐败，我们应当全面关注一切行政行为的廉洁性。最后，审批权也不是仅仅掌握在行政机关手中，有一部分已经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授权给社会中介组织行使，此时社会中介组织使用的也是公权力，滥用它也是腐败。

从《行政许可法》本身来看，它自有其先天不足，它不能完全抑制审批环节的腐败。首先，《行政许可法》的一些条文看似斩断了腐败的源头，其实它仅仅使得腐败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例如，行政审批不得收费的规定，使部门腐败的行为有所收敛，但是加大了个人腐败的可能性。如政府对特许事项采取人为控制，使得稀缺资源的供应价格低于理论意义上的市场均衡价格，造成此类资源的供应缺口，如果市场均衡价格与人为确定的低价间的差额没有用于政策设定的国家整体发展目标，即成为“租”。过去 “租”的一部分被大大小小的行政审批部门用收费的形式“寻”去了。禁止收费后，资源还是稀缺的，人们还是想尽办法得到它，申请人就可能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把“租”的一部分以贿赂的形式交给握有实权的个人，造成个人腐败的增多。其次，《行政许可法》的实体性规定过于原则，对审批行为的规制主要还是体现在程序上。例如，本法只是笼统地规定了六类事项可以设定许可，一般情况下，法律还应设置排除条款弥补正面规定的不足，但随后规定的却是四类“可以不设行政许可”的事项，“可以不”三个字不带有强制性，并没有排除不能设定许可的事项，实践中，如果许可设定机关不能准确地把握，或者不愿善意地理解立法的精神，就很有可能使法律的原则性规定流于形式，从而让某些腐败分子钻了法律的空子。再次，提高设定许可的规范层级也不能绝对抑制腐败。一般认为，立法主体的层级越高，所代表的民意就越广泛，所立的法就越具有民主性。但是行政立法应当例外，因为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以外，行政机关还有扩张权力和便宜行事的需要。今后，原先由各部委设定的许可事项将转交给国务院设定，权力的集中使得腐败的数量减少，但是腐败的“质量”也许会提高。而且国务院不可能亲自设定各个领域的许可事项，制定行政法规的具体操作必须由相关部委完成，包括立法建议、立法调研、草案编写等等。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部门立法，可能掺杂部门利益，造成本应取缔的审批项目反而得到了行政法规的保留。

从法律的执行角度来看，《行政许可法》对反腐败的有效性受到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人民群众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淡薄。《行政诉讼法》已经施行了十多年，但是“民告官”的案件却寥寥无几，许多老百姓对腐败现象采取漠视或者容忍的态度，民间甚至提出了“肥猪理论”（大意为：贪官肥了，胃口小了；新官来了，贪得多了），客观上造成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如今，我国的法律逐步健全，为反腐败提供了制度保障，但是作为受益者的老百姓，由于法治观念谈薄，却将其搁置一旁。如果他们还把《行政许可法》仅仅看作摆设，即使条文规定得再好，也会失去反腐败的效用。另一方面，任何反腐败的措施都会受到腐败分子的抵制，《行政许可法》也不例外。由于行政许可涉及权力与利益的分配与再分配，必然会引起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它们会设法规避法律的制约。前一段时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全国各级政府内展开，中央与地方都砍去了一半的审批项目，但大多是一些不常用或是不收费的项目，触及地方与部门根本利益的项目几乎未动。由此可见，行政部门顽固地守护着自己的既得利益，改革难度很大。同时随着法律对审批行为的控制加强，腐败分子的注意力会转移到其它领域，企图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例如，收容审查制度被废除后，劳动教养案件就大幅增加，后者成了前者的替代品。因此，《行政许可法》既要克服人民群众的消极对待，又要克服腐败分子的积极抵制，惟其如是，才能实现它的立法目的。

《行政许可法》——如何实现你的反腐败理想？

我们不能奢望《行政许可法》根治腐败，它绝对不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即使是在某个领域内发生的腐败，一部法律也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若是没有其它制度、法律、观念等诸多因素的配合，其本应具有的反腐败效用也会不断递减，最终导致聊胜于无的结果。为了实现《行政许可法》的反腐败理想，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呢？

第一，我们应当树立法律的权威，增强全民族的法治观念。宪法规定，我国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有两条标准，一是，法制要健全，也就是要有法可依；二是，全社会要依法办事，树立法律的最高权威，也就是要有法必依。我国当前的现状是：法律制度越来越完善，无法可依的时代过去了；而全社会却没有形成法律至上的观念，有法不依的现象比比皆是。我们现在很难通过法律来预防和制裁腐败行为，贪官污吏面对法律有恃无恐，老百姓也不拿法律作武器保护自己。在不少人眼里只有打官司才用得上法律，也有很多人不知道有“民告官”的行政诉讼制度。其实，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法律都是由行政机关来执行的，行政机关若是违法一样可以做被告。如果行政机关不依法办事，它的违法行为又不能通过司法程序纠正，那么整个社会就不会有正义，腐败现象也就不可避免。只有行政机关做到依法行政，人民群众学会用法维权，整个社会的法治水平才能提高，腐败现象才会减少。

第二，我们应当逐步实现权力的多元化和权力的相互制衡。俗话说，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我们应当打破原先以国家权力作为统治社会唯一权力的局面，要让人民群众、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组织的权力也加入到支配社会的力量中去，从而形成国家权力、社会权力和超国家权力三足鼎立的态势。一方面，国家要向社会放权、让权和还权，把自己管不好、管不了或者不该管的事务交给社会自我管理，自觉地从社会自治领域退出，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的自治性管理权；另一方面，国家要在维护主权的前提下，尊重某些国际性组织的权力，使本国法律与国际通行规则一致。在新的“三权分立”下，国家的权力减少了，政府的规模变小了，有条件搞腐败的人也就不多了。同时，我们应当改变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失衡的现状，实现国家权力间的平衡。因为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干涉性和扩张性，成为三权中最强的一极，最容易产生腐败，所以我们不仅要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其立法和监督功能，有效控制政府的系统性腐败，而且应当建立相对独立的司法系统，防止行政机关干预法院的运行和日常事务，确保司法审查的公正。

第三、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使各种制度相互配合共同抑制腐败。反腐败是一个系统工程，仅仅依靠某一部法律是不够的，我们不仅要制定新的法律，还要完善已有的法律，要对腐败进行围追堵截，最终斩尽杀绝。就防止行政领域的腐败而言，首先，我们要建立公务员制度并完善政府组织法，使其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以及精简机构和人员提供制度保障，只有依法建立的政府才可能是“有限政府”，才不至于侵犯社会的自治和公民的权利，才不会因为权力过大和握有公权的人太多而造成腐败。其次，我们要制定《行政收费法》、《行政程序法》、《行政强制法》等一系列规范政府行为的法律，防止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向没有法律规制的领域转移，全面堵住制度的漏洞，不让腐败分子有机可乘。再次，我们要完善《行政诉讼法》，把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到司法审查的范围，这是世界各国通行的做法，也是WTO规则的要求，它将使得违法的规范性文件在实施的过程中被及时撤销，从而有效地缩小腐败行为产生的社会影响范围。

辽宁省铁岭市人民政府


铁岭市人民政府令

第 24 号



《铁岭市档案管理办法》业经2002年9月29日第41次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二OO二年十月二十三日

(发至市直企事业单位)



铁岭市档案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档案管理，有效地保护和利用档案,为我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辽宁省档案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市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其他组织和个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档案，是指过去和现在的国家机构、社会组织以及个人从事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宗教等活动直接形成的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各种形式的历史记录。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本行政区域内档案工作的领导，把档案事业的建设列入本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档案机构，保证档案事业发展所需经费。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档案工作的领导，保障档案工作依法开展。
第五条 档案工作遵循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便于社会利用。

第二章 档案机构及其职责

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全市档案工作，实行宏观管理、监督和指导，业务上受上级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县(市)、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工作，业务上受上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指导。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定人员负责统一管理本机关的全部档案，并对所属行政村、社区居民委员会及其他组织的档案工作进行监督和指导。
第七条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
(二)制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档案事业发展计划和档案工作规章制度，并组织实施；
(三)监督、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档案工作，依法查处档案违法行为；
(四)组织、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档案理论与科学技术研究、档案宣传与档案教育、档案工作人员培训。
第八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根据实际需要建立档案机构或配备专、兼职档案工作人员。
第九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应履行下列职责：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方针、政策，建立健全本单位的档案工作规章制度；
(二)指导本单位文件、资料的形成、积累和归档工作；
(三)统一管理本单位的档案，并按照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四)监督、指导所属机构的档案工作。
第十条 本行政区域内各级各类档案馆的设置和接收档案的范围按国家、省有关规定办理。
市、县(市)区国家综合档案馆负责收集、接收和保管本馆保管范围内对国家和社会有保存价值的多种门类和载体的档案，并向社会提供利用。
第十一条 档案工作人员必须具备专业知识，经过档案专业知识培训，取得档案管理岗位资格证书。
档案工作人员应相对稳定，如调离档案工作岗位时，单位应及时通知本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
从事档案咨询、鉴定、评估等业务的机构或人员，必须经市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进行资质认定。

第三章 档案管理

第十二条 档案所有权根据单位所有制性质确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形成的档案和非全民所有制单位使用国有资产形成的档案，属于国家所有；个人在非职务活动中形成的档案或通过继承、受赠等方式获得的档案，其所有权归个人所有。档案所有权由本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认定。
第十三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制品等文件材料，必须由文书部门或业务部门收集齐全，并进行整理、立卷，按时移交本单位档案机构或档案人员集中统一管理；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据为已有或拒绝归档。
国家规定不得归档的材料，禁止擅自归档。
第十四条 涉及组织机构的建立、变更和撤销以及具有重大影响的活动，本单位的档案机构或人员应当对其文件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进行指导，做好保管和利用工作。
对科研成果、产品试制、基建工程或其他技术项目进行鉴定验收和设备开箱时，应有本单位档案机构或人员参加，并对应归档的文件材料进行验收。
对市、县(市)区重点项目进行鉴定、验收时，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通知同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加。凡未进行档案验收或档案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能通过项目竣工验收或鉴定。属于档案馆收集范围的，应通知有关档案馆派员参加。
第十五条 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和有关资料，特殊情况需要提前或推迟移交档案的，应经本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各单位应按以下规定定期向有关档案馆移交档案：
(一)列入市综合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立档单位自形成之日起满20年向市档案馆移交；
(二)列入县(市)、区综合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立档单位自形成之日起满10年向县(市)、区档案馆移交；
(三)列入专门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按国家专业部门的要求办理；
(四)各单位公开出版或内部发行的报刊、杂志、史志、书籍、画册及统计等有保存价值的资料出版发行后，应将样本向本 区域内的档案馆移交；
(五)各级史志编修单位收集、征集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档案史料，应定期向同级综合档案馆移交；
(六)移交档案应符合进馆质量要求，立档单位编制的组织沿革、全宗介绍和有关检索工具应随同档案一起移交有关档案馆。
第十六条 因保管条件原因，被认为可能导致档案损失的，由本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检查后，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责令限期改正；
(二)属于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可责成有关档案馆提前接收进馆，并按有关规定收取必要的费用；
(三)不属于档案馆接收范围的档案，但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涉及国家利益和安全的档案，由县级以上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督促档案所有者改善保管条件，或征得其同意后由国家综合档案馆免费代为保管；必要时可以收购或征购。
第十七条 各级各类档案馆、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的档案机构，应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配置适宜安全保存档案的库房和必要的设施，配备适应档案现代化管理需要的技术设备，并对重要、珍贵的档案采取特殊的保护措施。
第十八条 对已超过保管期限需要销毁的档案，应当按照国家规定进行鉴定和处理。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涂改、损毁、伪造和擅自销毁档案。
第十九条 国家所有的档案禁止赠送、交换、买卖。非国家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应当保密的档案的赠送、交换、出卖必须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批准。
严禁私自倒卖档案牟利，严禁将档案出售或赠送给外国人。
档案复制件的赠送、交换、买卖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国有资产转让或国有企业破产时，其档案处置分别按照《国有企业资产与产权变动档案处置暂行办法》(国档发[1998)6号)和《辽宁省破产企业档案管理规定》(省政府第88号令)执行。
严禁泄露档案中的国家秘密和非宜事项。
第二十条 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集体或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或应当保密的档案及其复制件，单位需要携带、运输、邮寄出境的，须经省主管部门同意，报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个人需要携带、运输、邮寄前款档案出境的，应提前30日向所在地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申报，经同意后报省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批。

第四章 档案的利用和公布

第二十一条 档案馆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分期分批向社会开放档案，并同时公布开放档案的目录，为档案的利用提供方便。
我国公民和组织持有介绍信或工作证、身分证等合法证明，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外国组织和个人利用已开放的档案，须经我国有关主管部门介绍以及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
第二十二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我国公民利用档案馆保存的未开放的档案，须经保存该档案的档案馆同意，必要时还须经有关的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审查批准；利用档案室所保存的档案，必须经档案保存单位同意。
利用未开放的档案，应当遵守国家保密规定，不得擅自抄录、复制档案或泄露档案内容。
档案馆对寄存的档案向社会提供利用，应当征得寄存者的同意。
第二十三条 档案馆(室)提供的档案复制件，凡加盖档案保管单位印章的，具有与档案原件同等效力。
第二十四条 档案馆提供利用档案实行有偿服务，收费范围和标准按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
单位和个人利用其移交、捐赠、寄存的档案，档案馆应优先无偿提供。
第二十五条 档案的公布是指通过下列形式首次向社会公开档案的全部或部分原文，或档案记载的特定内容：
(一)通过报纸、刊物、图书、声像、电子等出版物发表；
(二)通过电台、电视台播放档案原文；
(三)通过公众计算机信息网络传播；
(四)在公开场合宣读、播放；
(五)出版发行档案史料、资料的全文或摘录汇编；
(六)公开出售、散发或张贴档案复制件；
(七)展览、公开陈列档案或其复制件。
第二十六条 公布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按照下列规定办理：
(一)保存在档案馆的国家所有的档案由档案馆公布，必要时，应征得档案形成单位同意或报经档案形成单位的上级主管机关同意后公布；
(二)保存在单位档案室的，由各单位公布；必要时，应当 报经其上级主管机关同意后公布；
(三)利用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单位和个人，未经档案馆、档案保存单位或有关机关同意，任何组织和个人无权公布国有档案。
集体和个人所有的档案，档案所有者有权公布，但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和其他公民利益。
第二十七条 利用、公布档案，不得违反国家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规定。

第五章 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八条 有下列事迹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或本单位给予表彰奖励：
(一)档案管理达到省级以上标准的；
(二)对档案的收集、整理、提供利用做出显著成绩的；
(三)对档案保护和现代化管理做出显著成绩的；
(四)对档案科学研究做出重要贡献，获省以上档案科技进步奖的；
(五)将重要或珍贵档案捐献给国家的；
(六)同违反档案法律、法规的行为做斗争，表现突出的。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由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一)不按规定向社会开放和提供利用档案的；
(二)擅自设立、撤销档案馆(室)的；
(三)拒绝接受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或拒不改正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除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外，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对单位并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500元 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损毁、丢失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二)擅自提供、抄录、公布、销毁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的；
(三)涂改、伪造档案的。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给予警告，可以根据有关档案的价值和数量，对单位并处l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并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没收违法所得，并可以依法征购所出卖或赠送的档案；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将属于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对国家和社会具有保存价值的或应当保密的档案，擅自出卖、转让或赠送的；
(二)将属于国家所有的档案，擅自出卖或转让的；
(三)倒卖档案牟利或将档案卖给、赠送给外国人的。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有关主管部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档案损失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根据损失档案的价值，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规定归档或不按期移交档案的；
(二)明知所保存的档案面临危险而不采取措施，造成档案损失的；
(三)档案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档案损失的。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擅自携带、运输、邮寄档案及复制件出境的，由有关部门予以没收，并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泄露应当保密的档案的，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由铁岭市档案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