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婚协议中确认的
第三人债权的法律效力
评张在香诉于琦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 韩刚 韩伟*
案情：张某之女王某与于某于2001年5月份登记结婚。在婚前，于某为个人上学、调动工作等向原告借款32500元。王某与于某在2003年协议离婚。离婚协议主要内容有：第一，双方登记后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所以没有共同财产……；第四，于某借张某共计45000元用于2001年6月份前于某本人转户口、调动工作、读书等费用，以及2002年5月份购买摩托车等花销；此外于某自愿自2005年3月份起直至2008年3月份还清欠张某的借款。为索要该笔欠款张某将于某诉至人民法院，要求于某立即付清借款45000元。在诉讼中，张某向法院提交部分借条作为证据之余，还提交了其女王某与于某所达成的离婚协议作为证据，以证明被告向其数次借款的事实及借款数额。但张某提交的借条只能证明婚前32500元借款关系存在。于某则主张，其为达到与张某之女王某离婚的目的，才与原告之女达成了欠原告45000元的还款协议。该协议中的欠款是对原告及其女儿的一种补偿;其还认为，其中借款为夫妻共同债务，申请追加原告之女作为共同被告，共同偿还。
审理结果：法院认为，王某与于某达成的书面协议合法有效。该协议证明了于某婚前向张某借款32500元，婚后向张某借款12500元的事实。但协议在未征得债权人张某的同意就该债务的还款时间及在债务人王某与于某之间的分配数额所作的约定对张某无约束力。在时效期内，张某对王某的婚前借款32500元，可随时主张权利；王某婚后借款12500元，应为王、于二人的共同债务，张某可向王某一人或王、于二人共同主张权利。对于某要求追加王某为共同被告的主张，理由不当，法院不予支持。遂判决于某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付清欠张某的借款45000元。
案件分析：
本案所涉及的民事法律关系是通过婚姻关系而确立的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关系，即为第三人设定了债权。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王某与于某达成的离婚协议对第三人张某的效力如何？笔者认为离婚协议系夫妻二人所为的协议,其中对财产及债权、债务的分担对夫妻二人有约束力，因该协议是在债权人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其对债务所作的分担及还款时间，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该协议对第三人没有约束力。但是，债权人在诉讼中以离婚协议中确认的债权关系及数额作为证据提交法庭，法庭不应全都认定无效。如本案，离婚协议为张某设定了权利（确定了其债权总额，且总额多于其有证据证明的总额），从保护第三人的原则看，只要第三人对该协议不提异议，该协议确认的债权关系及数额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认定有效。下面本文从三个方面予以阐述。
一、离婚协议对第三人效力问题
该离婚协议主要内容包括：第一，双方登记后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所以没有共同财产……第四，被告借原告共计45000元用于2001年6月份前被告本人转户口、调动工作、读书等费用，以及2002年5月份购买摩托车等花销。此外，被告自愿自2005年3月起，按期归还约定数额，2008年3月份清偿完毕。
第一、王某、于某达成的离婚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该离婚协议有效，其中对财产分割及债权债务的负担问题作出的处理对二人之间有法律上的拘束力。
第二、该离婚协议对王、于二人效，但二人不能以此来对抗其他债权人。我国一直坚持婚姻关系案件（包括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的处理不允许第三人参加的原则，所以处理夫妻财产、特别是处理对外共同债务的负担问题时，真正的债权人往往处于不知情或不能表达自己意见的地位，这对债权人非常不利。如夫妻二人通过离婚协议将共同财产由一人享有，而将共同债务由另一人承担，恶意逃债，损害债权人利益。所以，对夫妻共同债务，当事人未经债权人同意而改变债的性质，约定由一人偿还或由当事人约定分担的数额或比例，这样的约定只对当事人双方有约束力，对债权人不产生法律效力。
第三、离婚协议中于某对某些事实的承认是否可在张某对于某的诉讼中作为对张某有利的证据，证明45000元借款关系的存在？对此，我国法律并未规定，原告在诉讼中提出此份证据材料作为书证并无问题，而且被告亦未提出证据表明其在离婚合同中所作出的意思表示不真实；并且，此份离婚合同中确认了原告对被告45000元债权的存在。实质上，此份离婚合同为混合合同，既具有婚姻法上的离婚内容，也具有民法上的设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该协议中的离婚内容对本案作出裁判所需要认定的事实基础并无用益，而对裁判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合同中的设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
对于设定民事法律关系的内容，在民事实体法上也可以理解为第三人利益的合同，虽然民法上的有名合同一般均为要因民事法律行为，但是债务拘束合同，即不标明原因（清偿借款）的一方负担合同，属无因行为。 所以，对于此份合同效力的认定不必考虑订立的原因，因此，被告主张其为达成与王某离婚的目的而订立此合同，不论是否真实、能否得到证明，对证据的认定而言，都无意义。
实质上，债权人张某提交离婚协议作为证据，其目的是为了证明45000元的债权数额，而不是证明其对离婚协议全部内容的认可，在被告不能提出反证证明其意思表示不真实的情况下，原告提出的此份书证具有形式上与实质的证据力，被告应承担此项证据所引致之不利后果，即此份合同所确定之45000元借款数额及借款关系在法律上存在。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其为无因行为，但是基于无因行为而取得财产的，得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客体，对于此问题，由于案件中被告也未提出这种诉讼请求，所以不告不理。如果被告提出此项主张，则会引起一项反诉，当然，被告也可以嗣后重新再提起一个不当得利返还的民事诉讼。
二、45000元借款的性质问题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离婚协议可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45000元的借款关系。但是这45000元借款性质是什么样的？
我国新婚姻法中采取的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两者并行的规则，在两者间的关系上，约定财产制效力优先，可以排除法定财产制的适用，但这种效力优先是以婚前或者婚姻关系存续中作出财产约定为前提，所以，在本案中，由于原告之女与被告未作出可以排除法定财产制适用的有效约定，对其财产仍然适用法定财产制。
于某与王某在离婚协议中约定“因双方登记后没有举行结婚仪式，所以没有共同财产”是否有效？在该约定中存在这样一个因果推论，因为双方未举行结婚仪式，所以没有共同财产，即没有共同财产的原因是双方未举行世俗婚礼。即使认定这项约定可视为有效的财产约定，但是此种因果关系在法律上并不会产生效力，是否举行世俗婚姻仪式与有没有共同财产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所以，因果关系不成立，结果推论便不会具有法律效力。从这个角度讲，约定财产制仍然不存在，于某与王某之间仍然适用法定财产制，具有共同财产与共同债务。区分夫妻共同财产和共同债务与夫妻一方婚前财产、债务的分界点是以婚姻关系缔结为标准。本案中的45000元借款以婚姻关系缔结作为分界点可以区分出被告婚前个人债务32500元，对于某婚后借款12500元，尽管是于某以一人名义所借，但因该债务是在于、王二人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只要于、王二人或一人不能举证证明该债务确为于某个人所负的个人债务，就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
三、是否应追加共同被告的问题
上文已分析45000元借款的性质，对于某婚前借款32500元由其本人偿还，这没有什么问题。对共同债务12500元是否需要追加王某为被告？
我国婚姻法及司法解释明确规定，夫妻共同债务不因离婚而免除，即共同债务不会基于婚姻关系的解除而丧失其之连带性。夫妻对共同债务都负有连带清偿责任。这种清偿责任不经债权人同意，债务人之间无权自行改变其性质，否则将会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因此，夫妻之间离婚时对财产的分割，只能对彼此内部有效，不能向外对抗其他债权人。债权人仍然有权就原夫妻所负共同债务向原夫妻双方或其中任何一方要求偿还。原夫妻之间存在的这种实体法上的连带责任关系使原夫妻二人都可以成为实体法上适格的被告。但是，夫妻二人中一人成为被告还是二人成为共同被告取决于原告的起诉，在原告只起诉夫妻一人时，法院不应依共同债务人之一的申请或依职权追加其他连带债务人为共同被告。
第一、夫妻共同债务是连带之债，而连带之债又系多数人之债，它的债权人或者债务人一方必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如果它的债务人有二人或二人以上，可能会在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务人与债务人之间产生内外两方面的利益冲突。从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系来分析，债权人有权请求债务人中的一人、数人或全体，同时或先后履行债的一部分或全部。一人或数人履行了全部债务后，该连带之债因此而消灭，债权人不得向其他债务人请求履行债务。从债务人与债务人之间关系来分析，债务人一人或数人因清偿、抵消等财产给付行为或其他法律事实使其他债务人的债务全部或部分消灭，可就超出负担部分的给付额向其他债务人行使求偿权。
第二、尽管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追加当事人有规定，但是我国目前的诉讼法理论一般认为，诉讼中当事人地位（尤其是被告）的确定应依原告起诉而定，法院作为居中裁判者应尽量避免依职权或其他非被告当事人的申请而追加共同被告。
本案中，应否追加王某为共同被告，应由债权人张某决定。张某可以要求于、王二人对二人共同债务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也可以要求于、王任何一人对该部分债务承担付款责任，承担责任的一方再依二人之间的内部约定向另一方就超出部分追偿。因此，在张某只起诉于某一人，未主张或不同意追加王某为共同被告时，法院不应追加王某为共同被告。
综上，本案的判决结果是正确的。

除了高薪，我们还需要什么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唐时华


武汉市推行医疗改革，作为武汉市医改的唯一试点，普爱医院于2006年在全国率先实行药品直供，当时，武汉市政府拿出600万元作为该院改革“风险金”，其中100万元用于补贴医生收入。 一时，武汉用高薪养“廉医”的举动，引起了各方关注。 （2008年3月28日《法制周报》）

医药分家才能彻底改变药价虚高，解决百姓看病难问题，因而武汉普爱医院的试点改革，找准了医疗改革的关键所在，取得了成效，让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这一点，值得其他地方学习。同时，值得关注的还有武汉的高薪养“廉医”的举动，在社会较为关注当前“看病贵”、部分医生收取回扣等问题的前提下，这种做法引人注目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高薪，我们没有意见而且认为理所应当，毕竟，医生也要养家糊口，也要穿衣吃饭，脱离了生活实际的来空谈其他是不符合实际的。但是，除了高薪，医疗改革还需要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大力加强医德教育。“白衣天使”、“救死扶伤”这些词语，是我们对医生的赞誉。白求恩、南丁戈尔等人的事迹感动千万人。而收受回扣、开高价药、麻木不仁、见利忘义，则是当前一些医生的真实写照。是的，医生固然要生活，但是穿上白大褂，医生必要的医德必须强调。医生是什么，是医疗疾患的能手，是救死扶伤的勇士，是直面病魔的智者。这一点，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就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仅仅将医生这一职业作为谋生的简单手段，将救死扶伤看作是金钱往来、给钱看病，无钱莫进，舍弃了至关重要的精神引导，忘却了不可或缺的道德约束，这不仅是对医生这一神圣职业内涵的曲解，而且亵渎了大部分默默奉献医疗工作者的高尚情感，甚至为一些道德低下者的肆意妄为提供了正当理由。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单纯讲高薪养廉，不要说许多地方财政困难，就是这个高薪的做法，比起医药代表的滚滚红包，其数量又怎能相提并论。没有道德的约束，谁能担保个别道德败坏者不将“高薪”和“回扣”收入囊中尚嫌不够？

二、加大医疗系统改革力度。行为规范，制度是关键。医疗改革不仅是医院的外部改革，而且要加强内部的改革。外部改革比如要加大对医疗行业的投入，尤其是农村基层医疗机构的投入；加大医保的覆盖范围，让群众看得起病；实行医药分离，打破“以医养药”的不正常现象，彻底斩断医药非法利益链条；更加完善的医师执业制度，提高准入门槛，让那些滥竽充数者无藏身之地。内部改革上，要大胆革除那种论资排辈上职称的做法，遴选出那些德才兼备的人充实到领导岗位上来；要建章立制，让医院管理规范高效；要加强对医院领导、科主任的监管力度，让领导者以身作则；要加大医院和其他社区、乡镇医疗机构的交流力度，避免“强者越强、弱者越弱”的情况出现。等等。

三、加快立法进度，加强司法监管。有法可依，才能有规矩方圆。目前，一些医疗队伍的人员之所以敢肆意妄为，一定程度上就是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一些立法的“真空地带”还存在，一些“擦边球”还可以打。虽然治理商业贿赂等相关措施的出台，但是这些还远远不够。在立法领域，我们要从法律的高度，对症下药，出台全方位的法律法规。在执法过程中，我们要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对那些医疗队伍的害群之马，坚决惩处，决不姑息。要用高昂的犯罪代价，来换取医疗行业人员的自我约束；要借司法的权威，来荡涤那些无良的污浊；要用多管齐下的手段，来构筑起预防医疗腐败的牢固长城。

大医精诚，泽被苍生。这个简单的句子，蕴涵着社会公众对医疗行业的真诚期待。安得良医千万名，大庇天下患者尽欢颜。我们期望，在那一片片飘扬的白大褂后，永远张扬着纯洁、责任、良知和感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