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安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规定
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
政府令【第119号】
泰安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规定
《泰安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市 长 二ＯＯ七年二月五日
泰安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工作，不断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根据《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专业技术人员是指在专业技术岗位或管理岗位上工作的人员。
本规定所称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以下简称继续教育），是指对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补充、更新、拓展相关专业知识和技能，完善知识结构，增强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和专业技术水平的教育。
第三条 继续教育应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遵循以人为本、按需施教、学以致用、讲求实效、改革创新和保证质量的原则。
第四条 市、县（市、区）人事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继续教育的综合管理、指导和监督工作；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行政主管部门、各单位负责具体组织实施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的继续教育工作。
财政、监察、物价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继续教育的相关管理工作。
第五条 实行继续教育效果评估制度。人事部门建立考核、评估指标，对继续教育的总体工作、领导责任目标、计划实施、经费保障、制度建设和学习效果等方面实施考核、评估。
第二章 学习培训
第六条 继续教育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专业技术人员能力建设为核心，以政治理论、法规政策、专业知识、文化素养、职业道德和技能训练等为基本内容，倡导创新学习，建设学习型组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
第七条 继续教育科目分公共科目、专业科目两类。
公共科目应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需要，经专家论证，开设相关的继续教育公共课程，侧重于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通用能力和职业道德水平，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学习、实践和创新的整体能力。
专业科目应根据本行业、本系统专业领域发展和知识更新的需要，紧跟科学技术发展趋势，开展新知识、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专项培训，侧重于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专业水准和职业能力。
第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以参加继续教育主管部门、本行业、本系统、本单位组织的学习和有计划、有考核的自学活动为主，可以采取集中培训、进（研）修、学术讲座和远程（网络）教育等多种形式进行。
第九条 专业技术人员根据需要，可以自主选择继续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但是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的除外。
第十条 专业技术人员要求脱产或半脱产接受继续教育的，应经所在单位同意。凡在国内连续脱产接受继续教育学习半年以上或半脱产学习一年以上及外派出国（境）学习的专业技术人员，在参加学习前应同所在单位订立书面协议。
第十一条 人事部门应利用现有的教育设施，逐步建立和完善继续教育培训实施网络。
高等院校和依法取得办学资格的科研院所、社会团体和其他教育培训机构可以发挥自身优势，面向社会开展相关专业的继续教育活动。
第十二条 人事部门会同专业技术职务系列行政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制定施教机构条件，通过招标投标等竞争方式选择本地区、本行业、本系统的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并对其教学活动情况进行评估和监督。
第十三条 施教机构应根据培训主办单位需求，制订培训大纲和施教方案，并负责师资选派、课程安排、组织考核（考试）和日常教学、生活管理等工作。
第十四条 施教机构开展继续教育活动时，应突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先进性，重视对培训教材的选用，加强教学管理，保证教学质量。
施教机构举办继续教育年度计划内的培训班次，应经人事部门和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定，并自觉接受指导和监督。
第十五条 继续教育师资，实行专兼职结合、以兼职为主、德才兼备、资源共享的原则，由本专业及相关专业领域内具有较高水平和丰富实践经验的专家担任。
部门、单位举办的培训学习、进修、学术讲座等继续教育的师资条件，由人事部门会同专业技术职务系列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三章 组织管理
第十六条 市、县（市、区）人事部门在继续教育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组织、指导和协调继续教育工作；
（二）制定下达继续教育规划和年度计划；
（三）审查监督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行政主管部门主办的继续教育培训的计划安排和组织实施情况；
（四）组织继续教育公共科目的培训学习；
（五）审验继续教育证书登记情况，核定继续教育学时学分。
第十七条 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行政主管部门在继续教育管理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本行业、本系统继续教育的计划；
（二）组织实施本行业、本系统的继续教育专业科目；
（三）组织协调本行业、本系统的继续教育工作；
（四）审查继续教育证书登记情况，审核继续教育学时学分。
第十八条 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在继续教育工作中的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和组织实施本单位继续教育计划；
（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学习培训；
（三）保证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并提供必要的学习经费和其他条件；
（四）考核登记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的情况。
第十九条 继续教育实行年度计划制度。继续教育计划按下列程序制定：
（一）各专业技术职务系列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年初，根据各单位报送的继续教育安排情况，拟定当年继续教育计划向人事部门申报。
（二）县（市、区）人事部门汇总确定后，统一报市人事部门；市直各部门的继续教育安排情况直接报市人事部门。
（三）市人事部门对报送的继续教育计划本着资源共享、方便学习的原则进行统筹安排，经研究后统一下达全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年度计划。计划应载明培训人员范围、内容、时间、方式、实际学时、授课师资情况等。
（四）各单位确需调整计划的，经县（市、区）人事部门或市直专业技术职务系列主管部门同意后，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市人事部门研究，纳入全市继续教育计划管理范围。
第二十条 继续教育实行学时学分考核制度。
专业技术人员每年参加脱产、半脱产继续教育时间不少于12天或72学时；确因工作需要不能参加脱产、半脱产学习的，应完成规定的学分。具体为：晋升专业技术职务的，每年应完成不少于20学分的继续教育；不再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的，聘任期间每年应完成不少于10学分的继续教育。
通过考试取得职（执）业资格，以及进行职（执）业资格注册的专业技术人员，也应完成规定的继续教育任务，其学时、学分要求，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没规定的，按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一条 年度计划内继续教育项目的学分，市人事部门在下达的计划内予以载明。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学历教育、课题研究、进修培训等其它形式的继续教育，其学时、学分的认定和折算，由市人事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二条 实行继续教育证书登记审验制度。继续教育证书登记情况是专业技术人员综合考核的主要内容和评定专业技术资格、聘任专业技术职务以及职（执）业资格注册的重要依据。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全省统一式样，由市人事部门负责印制和发放，主要记载专业技术人员接受继续教育的时间、内容、学分等基本情况。
第二十三条 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证书按以下规定进行登记审验：
（一）专业技术人员应在完成接受的继续教育后，凭有关证书、证明文件，到所在单位或代理其人事关系的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办理证书登记。用人单位或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应加强管理，如实考核和登记接受继续教育情况。
（二）晋升、聘任初级专业技术职务的，其证书登记情况分别由县（市、区）人事部门或市直主管部门审验。
（三）晋升、聘任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其证书登记情况经县（市、区）人事部门或市直主管部门审查后，统一由市人事部门最后审验。
第二十四条 实行继续教育统计制度。人事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对继续教育的人员、时间、内容以及办班的类型和形式等基本情况实行年报制度，并根据管理工作的需要，进行随机统计和抽样统计。
第四章 经费保障
第二十五条 继续教育经费由国家、单位和个人共同承担。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应积极筹措资金，统筹安排，保证继续教育管理工作的正常经费需要，并逐年加大投入，促进继续教育事业的发展。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应保证继续教育所需经费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其费用从职工教育经费中列支。开发新技术、研制新产品和进行课题研究的继续教育经费，在管理费用、项目资金中安排。
继续教育经费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截留、侵占、挪用。
第二十七条 专业技术人员参加法律、法规规定的继续教育，其费用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解决；参加所在单位安排的继续教育，其费用由所在单位解决；参加自主选择的继续教育，其费用按照所在单位的规定或与所在单位的约定解决。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和专业技术人员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接受社会各界对继续教育事业的捐助。
第二十九条 开展继续教育活动需要收取相关费用的，应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报价格、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禁止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组织和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在继续教育活动中违反国家和省市有关规定收取费用或摊派物品。
第五章 监督奖惩
第三十条 人事部门对在继续教育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部门和单位应给予表彰或奖励；对专业技术人员在继续教育过程中成绩突出并取得显著成果的，应视其贡献大小给予荣誉和物质奖励。
第三十一条 对用人单位不登记或不如实登记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继续教育基本情况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三十二条 对专业技术人员弄虚作假骗取继续教育证书登记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专业技术人员由此取得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由发证机关予以撤销；用人单位应依法依规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三十三条 对继续教育施教机构在开展继续教育活动中，因管理不当不能保证培训质量的，由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予以警告；情节严重并产生恶劣社会影响的，责令停止继续教育活动；违反规定收取费用的，由价格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予以查处；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赔偿。
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组织违反规定收取费用、摊派物品的，由价格、财政行政主管部门或监察机关依法予以查处；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予以赔偿。
第三十四条 对截留、侵占、挪用继续教育经费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处理。
第三十五条 人事部门、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侵害用人单位或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合法权益的，由所在部门或上级主管部门、监察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给当事人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六条 本规定由市人事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泰安市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暂行规定》（市政府令第24号）同时废止。
论宪法的自主性发展
[英 文 名] On Autonomous Development of Constitutional Law
[内容摘要] 宪法的现代化应当是基于宪法自治性和自足性的宪法的自主性发展，它需以消除宪法的政治化、道德化倾向，淡化意识形态色彩，避免与一般法律的混同为前提，并通过健全和完善宪法的自我发展机制来实现。宪法修改、宪法解释、宪法适用、创设宪法惯例和加强宪法学研究是推进宪法自主性发展的五条基本途径。
[关 键 词] 宪法 现代化 自主性发展 自我发展机制
[作者简介] 谢维雁（1968-），男，重庆市忠县人，法学硕士，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法律系教师。
[通讯地址] 山东省威海市文化西路180号， 邮政编码：264209
[电子信箱] xwyan3721@sina.com xwyan3721@hotmail.com
引言
笔者曾断言：我国宪法“已有的发展多半不是来自宪法本身及宪法实践，而是来自政治及其他法律发展后的推动作用。” 我国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都是通过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一开始就带有直接的功利性。其中，法律特别是宪法更是被当作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造社会的工具。由此，形成了以制定宪法及据此建立起来的民主宪政制度为手段推进现代化进程的思路。从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到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再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宪政”，都潜在地认同了这一理论前提。在历经戊戌变法失败、北洋政府官场失意后，晚年梁启超深感中国国民水准太低无法搞议会政治，极力批判民初“抄袭几条宪法，便是立宪；改一个年号，便算共和”的肤浅做法，转而提出“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并“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作为一条新的救国救民的“阳光大道”的主张。 孙中山说：“我们要想把中国弄成一个富强的国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呢？这个方法，就是实行五权宪法。” 在他弥留之际，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的遗教，表明他的五权宪法尚未真正实行。按照“新民主主义宪政”确定的方向，1949年我国制定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分别制定了四部宪法，对1982年宪法历经1988年、1993年、1999年三次修正，目前对1982年宪法的第四次修正正在酝酿之中。但一个很显著的事实是，以宪法作为推进现代化手段的思路仍然并不奏效。时至今日，现代化依然是水中月、雾中花，宪政仍然只是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梦想。
因此，我们必须理性地反思将宪法作为推进现代化的手段这一思路的有效性。总的来说，这一思路的根本症结在于：忽视了宪法本身的价值目标和发展规律，使宪法丧失了独立性和自主性。
本文拟从宪法现代化的角度，探讨宪法的自主性发展问题。
一、对宪法自主性发展的法理解析
宪法的现代化应当是建立在宪法的“自主规律性” （简称自主性）基础上的发展。宪法在社会共同体中的主导地位一经确立，即意味着社会共同体的经济、政治、文化等都要受到宪法的规制。只有建立在“自主规律性”基础之上，宪法的发展才具有实质意义。也即是说，只有拒绝迎合充当合法化或政治操纵工具的要求，并尊重自身发展规律时，宪法才成为了自身。宪法的现代化不应当仅仅被看作是推动社会进步和改造社会的工具，或者仅仅是在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推动下被动的“适应性”变革。
宪法的自主性来自于宪法作为法律所具有的自治性与自足性。法律具有相对于政治、宗教力量的自治性是西方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法律被认为具有它自己的特征，具有某种程度的相对自治，当然持这种观点的不仅仅是西方。” 就西方而言，法律自治的传统包括五个方面：一是独立的法律规范体系；二是独立的法律机构；三是独特的法律思维方式；四是独立的法律职业；五是独立的法学与法学教育。 基于宪法对于一般法律的优先性，笔者认为，宪法不仅应有自己独特的内在逻辑，而且还应当具有比一般法律更强的自治性。一般法律的自治性须借助于法律系统的整体运转才能实现，而宪法内在地包含了一个由制宪、修宪、行宪、护宪等环节构成并有其自身规律的、内部和谐一致的宪法运行机制。这是一个以宪法为中心的、完整的圆环体系，宪法在其中得以创制、得以实现，而无须借助“外力”。 宪法的自治性意味着宪法还必须是自足的，即宪法具有能使自身得以实现的手段。宪法的自足性应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具有内容健全、逻辑结构完整的宪法规范体系；二是具有独立法律地位并由法律赋予特定权力的宪法适用机构；三是对宪法行为具有独立的评价系统，即要有一套独立的价值标准；四是存在一套独特、完整、内部和谐一致的宪法理论及与此相适应的话语系统。
卢曼对法律的系统自主性的分析显然有助于加深对宪法自主性概念的理解。卢曼从系统的功能主义的角度分析了法律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的事实性的自控维持过程。在卢曼看来，如果把社会理解为一个在功能方面分化的系统，那么，就可以把法律系统设想为这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功能上的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相应地具有一项功能，这种制度安排要求每个子系统都具有完全的自主性，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子系统能够在功能上代替它。因此，子系统的自主性（对这个系统本身来说）不是一个期望实现的目标，而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必需具备的属性。” 同时，这些“社会的各个功能子系统始终都是一些自我指涉的（self-referential）系统：它们预先假设并且复制（reproduce）出它们自己。它们通过对它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布置来设立它们的这些组成部分”，“这些系统能够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调节”。 总之，卢曼的法律系统“是功能分化的、自我指涉地运作的、仅仅根据自己的代码来加工外部信息的，并且是自我再生产的。”
宪法的自主性也应当是通过宪法系统的自我组织、自我调节和自我再生产来实现的。宪法自主性的前提，是宪法被承认为具有独立的、普世的原理体系，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因此，宪法的自主性发展是指，在宪法学普遍原理的指导下，宪法根据自治性的要求，建立、健全自足性机制，按照自身发展规律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宪法自主性发展需要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形式条件是：（1）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自治性得以确立。（2）一套独立、健全、完整的宪法实施或适用机制已经建立。（3）已经存在一套比较成熟、内部协调且在一定时期获得公认的宪法理论，这套理论包括定型而特定的思维方式，独特的内在逻辑，对绝大多数宪法现象都能予以自洽性说明的、完整的解释体系。（4）存在一个矢志宪法研究、独立、稳定而成熟的宪法学家群体。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实质条件是：宪法必须确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价值目标，体现权力制约的基本精神。
二、宪法自主性发展的维度：在政治、道德、法律及意识形态诸领域之间
宪法是人类文化传统中政治、道德、哲学、宗教、意识形态及关于法的观念等各种因素综合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因素对宪法的出现都产生过影响。有的因素如宗教在宪法的形成过程中甚至起到了在现代人看来不可思议却又是决定性的作用。正如哈佛大学弗里德里希教授所论证的，宪政论“植根于西方基督教的信仰体系及其表述世俗秩序意义的政治思想中。” 但宗教的影响主要发生在宪法形成的初期。哲学虽然对宪法的整个历史都会产生影响，但它多是间接的，比如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统治一旦实践可能会消解宪法的功能而导向人治；任何一部宪法都建立在某种哲学基础之上，等。而基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及法律方面的观念却常常轻易地使宪法变得面目全非。因此，保持独立性与中立性，即划清与政治、道德、意识形态的界限，正确处置与一般法律的关系，是宪法自主性发展的重要前提。
（一）避免宪法的“非法化”倾向。
所谓宪法的“非法化”，是指不把宪法看成是法律的种种观念或倾向，其中主要有宪法的政治化、意识形态化、道德化倾向。并非只要所有论证都依附于宪法文本、都使用宪法语言，宪法的自主性就得到了保障。由于“法律之运用越来越无法不明确诉诸政策性论据、道德论证和对于诸原则的权衡”，道德代码和权力代码的内容也进入了法律代码之中。 因此，哈贝马斯指出，法律的系统自主性具有批判性价值，他的意思是说，“法律的系统自主性，是以它反思地自我导控、并且与政治和道德划清界限的能力作为基础的。” 划清与政治、道德的界限，凭借一己之力与一己之手段维持自身的独立性，是宪法自主性发展的原初意义。
1、确保政治在宪法之下，避免宪法过度政治化。
美国学者诺内特和塞尔尼克提出了社会变革的三种法律模式：压制型法、自治型法和回应型法。这三种类型既有重叠之处，又表现出发展的阶段性或连续性。诺内特和塞尔尼克将法律与政治的分离视为自治型法的主要属性之一： “法治模型的一个基本特征以及机构自治的一种保障，就是政治意志与法律裁判的分离。法律被抬到政治‘之上’；也就是说，人们认为实在法所体现的准则，是为传统或宪法程序所证实的公众认同已经消除政治论战的那些准则。因此，解释这种法律遗产的权威必须保持与权力斗争隔离和不受政治影响污染的状态。”
因此，宪法与政治的分离势所必然。诚然，与一般法律相比较，宪法确实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因为，宪法确立一个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与核心政治原则，有学者由此也把宪法称为“政治法”。 但我们必须明确，宪法不是政治本身，而只是政治的反映，是政治（或权力）运行的规则。对宪法政治性的过分强调，而导致宪法的政治化，将严重妨碍宪法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危及宪法的法律性和权威。“法律效力高于统治效力”是西方法律传统中的重要原则之一，“因为虽然通过法律秩序提供的恰当渠道，政治意志可以得以合法地表述，但政治却不得推翻法律秩序。” 伯尔曼在对“法律具有高于政治权威的至高性”这一概念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性考察之后，得出结论：“虽然直到美国革命时才贡献了‘宪政’一词，但自12世纪起，所有西方国家，甚至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在某些重要的方面，法律高于政治这种思想一直被广泛讲述和经常得到承认。” 可见，宪政通过使被统治者免于遭受统治者强行意志的行使来保障个人自由，但这又必须通过使政治权力服膺于法律特别是宪法来实现。因此，不仅宪法应当与政治保持应有的距离，而且还必须确保政治在宪法之下。对于那些不可避免要纳入宪法架构的政治问题，则必须经过严谨的论证，并被冠以宪法规范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