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决定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


（1986年9月20日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湖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副省长王汉章作的关于全省血防工作情况及今后意见的报告。
我省是全国血吸虫病重疫区之一，加强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是保护人民身体健康和保障生产发展的大事。解放以来，我省血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近几年来部分地区疫情严重回升，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一定要提高对血防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坚持不懈地把血防工作抓紧抓
好。为此，会议决定：
一、省人民政府和疫区各级人民政府要进一步加强对血防工作的领导，调整、健全疫区各级防治组织。疫区各级人民政府都要有一名负责人分管血防工作，制订切实可行的防治规划，确定防治目标，并定期检查落实，切实解决血防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卫生、农牧、水利、水产、财政、
轻工、农垦、计划、物资、医药、科技、供销等各有关部门，要在当地人民政府领导下，明确分工，各负其责，密切配合，协同作战。
二、疫区治水必须与灭螺统筹安排，修建渔池必须与灭螺紧密结合，兴建排灌渠道必须有防止钉螺扩散的设施。
有螺芦苇场必须负责灭螺，在疫区发展芦苇必须有相应的灭螺措施，禁止从有螺区挖芦根到非疫区种植。
疫区有螺水田必须改种旱田或深水灭螺，禁止旱改水，耕牛必须安全放牧，粪便必须加强管理，人、畜必须同步查、治，严防急性感染。
三、血防经费必须保证。近几年内，省和疫区市、县地方财政安排的灭螺和血防经费，应适当增加，专款专用，管好用好。根据“谁受益，谁灭螺”的原则，有螺芦苇场要从芦苇纯收益中提取百分之十至十五用于当地灭螺。有螺的农场、林场、养殖场和厂矿企业等单位，都要承担灭螺
任务。田头地角零星有螺地带的灭螺，要与生产统一承包。疫区群众每年要负担一定数量的血防义务工。
查、治病费用应实行收、减、免政策。对贫困户，特别是晚期血吸虫病人要适当扩大减、免比例，当地民政部门，要适当地予以照顾。
四、要加强对疫区专业防治和科研机构的建设，要关心血防专业人员，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并注意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
灭螺巩固队是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与血吸虫病作斗争的一支重要力量，要继续加强领导和管理，落实报酬，整顿提高。
五、广播、电视、报刊等宣传文化部门要加强血防工作的宣传，要注意在疫区中、小学普及有关防护知识。
六、疫区各级人民政府要保证本决定的贯彻执行。对执行本决定成绩显著的，应给予表扬和奖励；对违反本决定甚至造成严重危害的，应根据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1986年9月20日
　　　　　　　　　　　　　　经典中的公开作证
　　　　　　　　　　　　　　　——从电影《基督山恩仇记》说起

　　童年时，跟着大人看了电影《基督山恩仇记》，上下集，印象很深。出了影院，冬夜的街道，昏黄的街灯，清冷地安静，那晚又增添着充实的传奇感。清晰的感觉，在记忆的收留间，成为底色之一。高中期间，完整地阅读了一遍大仲马的小说原著，深颜色的封面，大概是四本。若干年之后，在电视上遇到过《基督山伯爵》，不知道是哪一版，片断看来，虽为改编，仍是佳作。

《基督山伯爵》的经典之处可谓很多，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奇特的情节使人不能轻易释怀。以往与之相逢，感受强烈的自然是那些爱恨情仇，异域风情，还有它自身的文笔晓畅。

如今重温，想说的是其中本是寻常的“司法公开”的事。直接的“触点”是影片里的一句精彩台词。在审理一桩刑事案件时，证人即基督山伯爵,到庭时称自己不愿说出实情，因为担心会引起丑闻。台上的法官立即明确地对他说，你的执意不作答会引起更大的丑闻。大家知道，正直的基督山伯爵不是不愿作证，当时应该是欲扬先抑，以故意显示的顾虑，引起法庭上下对其作证的非常关注。

法官的这句话，从反面强调了作证或者说是庭审作证的重要意义，也因此具有长久的司法意义。

有一句话常被说起：事实胜于雄辩。但是，事实有时又来自话语与辩论，来自言词的证据与多方质证——来自这些公开的使者，传递到台上台下的期待者、倾听者那里。

时空转换，现在还是存在着证人作证难、出庭或到庭难、说实话难，它有主观与客观上的原因，这些无疑都是妨碍良性诉讼的因素。即使类似的缺陷在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得到某些制度性完善，但是，制度的落实状况还有待时日的检验，观念的广泛树立也任重道远。

作品还有更主要的情节反映了这样的道理。年轻时的海员艾德蒙，由伪证构陷，被蓄意强加之罪，在被投进伊夫堡监牢的前后，这个无辜的人曾多次要求见法官，要求公开的审判、对自己的辩护、朋友的出庭作证，艾德蒙说一定要当众证明自己是没有罪的。

未经审判不得定罪，这本是一条原则，这样的审判一般都是公开的审判，公开的举证与质证。嫌疑人这样的要求既体现了司法的权威，也体现了人们对公开司法的依赖。要点更在于，这些要求本是艾德蒙的权利，至关重要的权利。不幸的是，艾德蒙一点也没有得到属于自己的东西，自由与青春以及它们所能带来的一切，只能随之哑声，无法正名，以至于在法律之外化为乌有。

又有与此相似的重要之处，也是值得欣慰之处，若干年以后，在对费尔南的听证中，证人海蒂现身作证，水落石出，掷地有声，当场打破了事态的僵局，正义于是得到伸张。

或者也可以说，从水手到伯爵，离合与悲欢，几乎无不明显地打上这样的公开的印记：它们与有无公开的司法、庭审、作证相关，且始终相关。也仿佛是一项司法制度左右了这部传奇的幕起与幕落。

言词不同于实物，人证与物证也各有论证方式等不同，但又共有特性，公开的特性——都在促进公开，成全诉讼，求得公正（庭内的言词证据更具公开性，又优于庭外的言词证据）。所以，从证据论也可知，公开即方法。

公开作证，是公开庭审的一环；公开庭审，是公开司法的一环；公开司法，是社会文明的一环，社会事务与信息的公开与公众密切相关。

也许再多的公开都不算多，都可能存在与引发公众关注的问题——时而是权利，时而是义务，司法公开与社会公开诸方面不尽相同，其中的道理又是相近的。

艺术作品的魅力是常在的，连接着作者与观者、童年与成年的感受，连接着不同的时段与地域，也在不同的领域与行业里穿梭。小说与电影《基督山伯爵》亦是这样，由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由台词到证词，由作证到公开，这部通俗与传奇的作品，也表现了司法、诉讼及证据方面的某些原理，于是自然地生成、长久地具有法的底色。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