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的司法化

四川省司法厅 谢维雁


[英 文 名] On Application of Constitution in Courts

[内容提要] 宪法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由法院适用的过程，它是宪法法律性、宪法至上及保障人权的价值目标的根本要求，对宪政和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宪法司法化的总体思路应当是：赋予法院宪法解释权，建立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宪法审判制度。

[关 键 词] 宪法、法治、宪法司法化、宪法审判制度

宪法的司法化，是指宪法规范在司法领域获得普遍尊重，并经由法院加以适用的过程。照常理，作为法律的宪法由司法机关适用，是宪法的应有之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现行宪法几乎一直被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因此，宪法的司法化对我国当前的宪政法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壹 宪法司法化之根据



宪法司法化的根据主要包括：

（一）宪法的法律性是宪法司法化的前提。宪法是法律，在今天看来，应是不言而喻的。作为现代国家法律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宪法是调整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基本关系的部门法，其法律性是指宪法与其他法律所共有的本质属性，是宪法作为法律所必须具备的一般素质，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宪法的规范性、可操作性和强制性。宪法的法律性意味着：第一，宪法和法律一样，都是强制性规范，宪法强制法律及行为合宪。第二，宪法必须由一定的机关加以适用，适用宪法的机关须享有宪法解释权，解释宪法是适用宪法的前提。第三，违宪者必须承担违宪责任，接受宪法制裁，违宪的法律无效。第四，宪法作为一切社会主体最高的行为准则，具有直接适用性，即宪法既是公民或社会组织为维护或增进自己权益的辩护理由，也是法院进行裁决的直接依据。[1]宪法及宪政的价值即在于宪法的法律性。宪法的法律性表明宪法可以而且必须被司法机关适用。①只有能够被司法机关直接适用的宪法才是真正有效的宪法。正如一位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所说的那样：“我们在宪法下面。但是，被称之为宪法的是法官叫做宪法的法。”[2](185页)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宪法法律性的本质要求和体现，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获得实在法性质的根本标志和途径。

（二）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宪法至上，意味着：其一是一切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都居于宪法之下，这是对凌驾于宪法之上的特权或个人意志的完全否定；其二是宪法处于最高法的地位，其他任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否则无效。由专门的司法机关来判定国家机关、政党、其他社会组织及个人是否违宪，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宣布违宪的法律法规、行为无效，是现代国家推行宪政的一般手段。一方面因为司法机关依专门的司法程序对违宪案件进行审查，可保证程序的公正；另一方面司法裁决

的终局性及强制性使违宪行为、违宪法律、法规得以及时的较正，“预期”的宪法权威成为可以“看得见”的宪法权威。宪法至上，最终依赖于司法机关的宪法适用才能获得制度上的保障。

（三）切实保障人权是宪法司法化的关键。保障人权是宪政首要的和终极的价值诉求。[3]仅有白纸黑字的宪法条文承认基本权利与自由是远远不够的，对宪法基本权利和自由的保障只有最终由司法机关来承担，宪政的价值才能真正实现。根据西方现代国家的经验，“一旦把人权付给法院这种制度设置，人权就有保障”。[4](116页)进一步而言，人权保障的国际化也对宪法司法化提出了紧迫的要求。我国一贯尊重和赞赏包括《世界人权宣言》在内的世界人权约法，先后加入了17个人权国际公约。1997年10月签署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98年10月又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已于2001年2月28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发生法律效力。加入这些人权国际公约，意味着中国对普遍人权概念的认同，承诺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世界人权宣言》第八条意味着尊重该《宣言》的国家应保证逐步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其内容是：“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赋予他的基本权利遭受侵害时，有权由合格的国家法庭对这种侵害行为作有效的补救。”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2条第3款也可得出宪法司法化的结论：“本公约每一缔约国承担：（a）保证任何一个被侵犯了本公约所承认的权利或自由的人，能得到有效的补救，尽管此种侵犯是以官方资格行事的人所为；（b）保证任何要求此种补救的人能由合格的司法、行政或立法当局或由国家法律制度规定的任何其他合格当局断定其在这方面的权利，并发展司法补救的可能性。（c）保证合格当局在准予此等补救时，确能付诸实施。”可以说，宪法司法化已经为这些国际人权公约签署国的一项国家义务。



贰 宪法司法化之意义



宪法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对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法律实践乃至法律观念都将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正是法治和宪政的基本要求所在。笔者在此着重探讨宪法司法化对宪法自身及法治的影响。

（一） 宪法司法化对宪法自身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使仅具有理论效力的宪法变成具有实践效力的宪法，宪法成为真正具有规范性和强制力的法律。是法律就必须由法院加以适用，这是一切法律所具有的本质要求。不能由法院适用的法律不是法律，宪法也如此。如果不能为法院适用，无论宪法自己规定具有什么样的最高效力，也无论它如何强调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活动准则，宪法在实践中的效力将会大打折扣。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宪法只有通过法院的适用直接与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直接形成具体的法律关系，并最终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裁决的执行，才具有了真正的实践效力。②有人认为，宪法通过一般法加以具体化和补充，宪法的效力通过一般法的效力来体现，即宪法不具有直接的效力，仅具有间接的效力。[5](25页)笔者以为，“依据宪法制定……法”即宪法具体化为一般的法律，并不能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法律效力，理由是：在实质上，一般法的遵守与适用都同宪法的效力没有直接关联。这主要是因为我国现行宪法未建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一般法是否真正完全严格“依据宪法制定”或者是否违宪未有定论，如果一般法违宪，其效力怎能说是宪法效力的体现？在缺乏一般法的“纠偏机制”（违宪审查）情况下，宪法不能保证一般法与自己保持一致，一般法的效力与宪法的效力没有严格的、逻辑的联系。所以，一般法的效力不是宪法效力的体现，也不能以一般法的效力说明宪法具有间接效力。说宪法具有间接效力，实际上意味着宪法本身法律效力的阙如。总之，必须由法院直接适用宪法才具有实效。

2，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与社会现实或具体的社会关系相连结的纽带，使宪法与社会现实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可以增强宪法的适应性。宪法的适应性，一层含义是指宪法的内容必须准确地反映一定的社会关系，而不能和现实需要脱节，二层含义是指宪法所具有的通过自身的应变方式使宪法的内容适应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变化以及宪法以其国家强制力使法律、行为合宪的能力。[1]由法院适用宪法解决争议，可以准确、及时地检验宪法规范与具体社会关系是否一致，与社会关系不一致的宪法规范被及时揭示出来，可使修宪机关及时作出修宪或宪法解释。一些内容即使在宪法中没有明文规定，也可以通过法院的判例规则予以完善和补充。这些都使宪法更适应社会需要，而宪法本身也在其中获得了完善、发展。因此，宪法的司法化是宪法发展的动力和重要途径，是重要的宪法发展机制。

3，宪法司法化是保证宪法至上的关键环节。如前述，宪法至上是宪法司法化的逻辑基础，即宪法司法化是宪法至上的根本要求。另一方面宪法至上也最终是靠宪法的司法化即宪法在法院获得尊重和适用来实现的。宪法在法院的直接适用，实质上就是法官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宪法为标准对其他法律和特定国家机关行为是否合宪进行评判，对违宪的法律不予适用或宣布其违宪无效，撤销违宪行为，从而直接以宪法规范为依据进行裁决的过程。这个过程是宪法至上性在司法领域内实现的过程。宪法只有由法院直接适用，才能真正实现其至上性。

(二)宪法司法化对法治的意义。

1，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的起点。所有法律包括宪法都具有可诉性，是法治社会的基本特征。法的可诉性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6](167页)从法律的方面说，法的可诉性即法的适用性——法必须进入司法的领域。法治建设的第一步便是所有法律进入司法领域，首要的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但是，实现宪法的司法化并不意味着已经建成法治，因为法治还包含有人权保障、充分民主等价值要素以及权力分立与制衡、代议制等技术手段，宪法的司法化仅是法治的起点。

2，宪法的司法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使宪法进入司法领域，是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关键。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适用的领域，我们无论怎样进行法治的建构，最终都是不完备的，而且最终可能使法治建设步入歧途。宪法司法化是法治建设不可逾越的“合理化”过程。
试析邮政农资业务运作方式

文/齐艳铭


近年来，我国各级邮政部门在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1999年，山东、湖南两省开始试办种子邮购业务，经过5年多的努力，截止到2004年全国已有20多个省在不同程度上开展了农资业务，邮政农资业务的发展已呈现出一片星火燎原之势。 “农资搭邮车、科技进万家” ，在邮政农资业务取得了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邮政农资业务还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据了解，从 1999年到 2003年年底，邮政部门配送种子的年递增率约为 40％。 2003年开始配送其他农资产品，其中液肥 2000吨、农药 1000多吨、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3万吨。
在取得成绩令人鼓舞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实践操作中各级邮政部门对农资业务的称呼可谓是五花八门，目前可以见到的称谓主要有：农资经销、农资代销、农资分销、农资邮购、农资配送等。这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是：上述种种称谓究竟有何不同？当前各级邮政企业开展的农资业务究竟属于哪种运作方式？不同称谓亦即不同运作方式之间面临的法律风险又有哪些不同呢？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将对农资业务的不同运作方式进行比较，以期抛砖引玉并引起实践部门的重视。
一. 农资经销
农资经销一般是指经销商与农资生产厂家或供货商达成协议，在规定的期限和地域内购销指定的农资商品。在经销情形，供货商和经销商之间是一种买卖关系。从法律关系上讲，供货商和经销商之间是本人对本人的关系，经销商是以自己的名义购进货物，在规定的区域内转售时，也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货价涨落等经营风险要由经销商自己承担。
经销可以分为一般经销与独家经销。在独家经销情形，一般会规定经销商最低交易数量、不得经销相竞争的其他供货商产品等。
二. 农资代销
农资代销的本义是代理销售农资，其本质是代理，是指被代理人或委托人授予代理商以“销售农资的代理权”，在销售代理权限内代理商代理委托人搜集订单、销售农资以及办理销售有关事务。农资代销与经销在合同关系的连续性和长期性、销售区域的固定性、交易量限制、对不正当竞争的限制等方面均有相同之处，所以在实际业务中，有的人会错误地将农资代理与农资经销混为一谈。
具体来说，农资代销与农资经销主要有以下几点区别：
（一） 农资代销的双方是一种代理关系，而农资经销双方则是一种买卖关系。
（二） 农资代销是以委托人即厂商的名义销售，签订销售合同，而经销商则以自己的名义从事销售。
（三） 代销商的收入是佣金收入，而经销商的收入则是农资买卖的差价收入。
（四） 从法律关系上讲，代销行为即委托人行为，代销商与第三人之间在授权范围内发生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归于委托人（供货商），而经销商与用户之间发生的民事行为的法律后果须由其自己承担。
三. 农资分销
农资分销是指农资产品从生产厂家到农民手中至少要有一家中间商介入。农资分销有很多方式，比如销售代理（代销）、特许经营、连锁经营（如农资超市）、经销、网络分销等。笔者认为，分销是一个市场营销学概念，其范畴比较笼统，其法律关系也因其具体运作方式的不同而不同。
四. 农资邮购
邮购是直销的一种方式，直销（国外的研究理论也有把直销称为零渠道营销的，英文词汇为Direct Marketing）是与分销相对的一个概念，是指生产厂家或供货商将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没有中间商的介入。具体来讲，邮购（Mail Order）是指通过邮政传输渠道为用户购买、为企业销售各种商品的一种零售方式。从交易对象上来看，邮购属于零售的一种方式，厂商直接面向消费者；而包括代销、经销等在内的分销并不一定直接面向消费者。从法律关系上讲，邮购与分销中的代销性质不同，但与经销的性质并无不同，都是一种合同买卖关系。
在我国邮政部门农资业务实践中，“农资邮购”已部分地经失去了“邮购”本来的含义。现已开展的“农资邮购”业务既有采取上述代销、经销方式的，也有采取邮购方式的。在后者，农民与供货商直接订货，供货商通过邮政包裹寄递农资。目前，通过邮购方式运作的农资业务的数量占邮政农资业务的比例很小。
五. 农资配送
所谓配送，是物流活动的一个环节，是指“在经济合理区域范围内，根据用户要求，对物品进行拣选、加工、包装、分割、组配等作业，并按时送达指定地点的物流活动” 。农资配送是指邮政企业根据用户的要求对农资产品进行拣选、分装后，按时送达农民手中的一种物流服务方式。从经济法律关系上讲，农资配送服务商与农民之间在形式上和实质上均没有销售关系；而农资经销在法律实质上构成了经销商与农民的销售关系，农资代销在形式上看是代销商以供货商（委托人）的名义与农民达成销售关系，但从法律实质来看其销售农资的法律后果仍归于供货商承担。
六. 混合运用的农资运作方式
总结当前各级邮政部门已经开展的农资业务运作实践，笔者认为可以归纳为一种混合运用的农资运作方式，这种混合方式主要有“代销加配送”（实践中多称为代理配送）、“经销加配送”等。对这种混合运作方式的性质分析应该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在代销加配送方式情况下，供货商与中间商（代销商）之间是委托代理关系；在经销加配送方式情况下，供货商与中间商（经销商）之间是合同买卖关系。这两种不同的运作方式由于其性质的不同，因而作为中间商的邮政部门面临的市场和法律风险也各自不同。
七. 混合运作方式下邮政部门（中间商）面临的市场和法律风险
（一） 市场风险方面
代销法律后归于委托人（供货商），所以代销的市场风险小于经销；但同时，代销商由于只能赚取固定佣金，因此其市场收益相对于经销而言也比较小。
另外，代销和经销都可以分为一般经营（一般代理或一般经销）和独家经营（独家代理或独家经销）两种。在独家经营方面，供货商一般要规定合作期限内中间商最低交易数量，所以此时中间商还面临着市场购买力低迷时可能带来的违约风险。
（二） 法律风险方面
由于农业涉及到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以及国家安全，因此，世界各国均通过法律的手段对农资流通领域进行干预。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建立严格的经营许可证制度。例如，《种子法》第二十六条规定：种子经营者必须先取得种子经营许可证后，方可凭种子经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申请办理或者变更营业执照。由于邮政部门开展农资业务是近几年以来的新现象，而我国传统邮政企业的经营范围中并没有农资经营项目，因此，邮政企业在正式办理相关经营许可证之前开展农资业务，将面临着超范围违法经营的风险。
其次，严格防范坑农害农事件的发生。我国《农业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农业生产资料的安全使用制度……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者、销售者应当对其生产、销售的产品的质量负责，禁止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的产品冒充合格的产品；禁止生产和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农业机械等农业生产资料。坑农害农案件因为其危害范围广、损害后果大、损害无法补救、社会危害性大等特点，历来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因此，从事农资经营的邮政部门有必要做好农资经营工作中的安全防范工作。
最后，建立严格的法律责任制度。坑农害农案件发生后，农资生产和经营者除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外，如果构成犯罪的，还将承担刑事责任。
具体到代理配送和经销配送两种方式，中间商面临的法律风险又各不相同，其不同集中体现在民事责任的承担方面 。根据民法学的理论，代理配送的法律后果直接归于本人（供货商）与第三人（农民），因此如遇农民索赔，中间商是不应承担赔偿责任的。而在经销配送情况下共有两层买卖关系，即供货商与中间商之间的买卖关系以及中间商与用户（农民）之间的买卖关系，因此如遇农民向中间商索赔，中间商须与供货商一起对农民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即中间商首先向农民承担赔偿责任，之后再向供货商追偿。
八.结论
邮政部门介入农资流通领域，既要从维护农民权益的大局出发，又要注意自身经营风险的防范。在经营方式选择方面，要切实做好经营风险与经营收益的权衡，要开拓经营与发展，规范管理与运作，真正做到邮政农资业务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丰收。



本文发表在《现代邮政》200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