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提高立法质量方略


一、关于审查前置问题探析

从广义角度看，对法的审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法的颁布实施到法的废止失效全过程在严格意义上讲均处于这种状态。将审查的重点阶段放在立法过程中还是放在法实施以后直接影响到立法的质量。本文所讲的审查是从狭义的角度引用的，源于《立法法》的规定,专指在立法这一特定过程或者阶段即在法公布实施前的审查。
立法法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报请批准的较大的市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本省、自治区的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应当作出处理决定。这是立法法中唯一关于审查前置的规定。其他如第八十九条、第九十条规定的都是备案和后置审查制度，是救济程序。对规章的审查程序没有明文规定具体的操作方法，只在第九十二条明确由接受备案的机关自行规定如何审查，这是不妥的。
法一经颁布、实施就会在各自的权限范围之内生效，具有普遍的约束力。一部适当的、无瑕的法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公共权益，促进社会公序良俗的建立，同时也能够充分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反之，法如果有瑕疵就会影响其权威性，有害于其效能的发挥，有时客观上也对执法者与守法者的权益造成损害。如：盐业管理方面。国务院1990年3月2日颁布实施的《盐业管理条例》和1996年5月27日颁布实施的《食盐专营办法》中均没有规定盐业管理人员可以行使检查权。《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六条规定：除本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可以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外，行政机关发现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的，必须全面、客观、公正地调查，收集有关证据；必要时，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进行检查。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没有就此制定地方性法规，授予盐业管理人员检查权，（有许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已经制定了盐业管理方面的地方性法规，如：天津、辽宁、内蒙古、浙江）但江苏省人民政府却以政府令的形式规定盐业管理人员可以行使检查权，属立法法第八十七条中规定的超越权限立法的情形。
最近，我县就发生了一起盐业管理人员因依据省政府令行使检查权而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的案件。在此之前，被检查的人却因涉嫌妨害公务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后才销案。当然，由于此种现象属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很难将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或哪一个单位，追究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据此可以初识立法质量对执法者、守法者所产生的影响，是立法的尴尬为执法者挖掘了这个陷阱，同时也侵害了守法者的合法权益。所以，提高立法质量的意义并不仅在于立法的本身，而且在于法能为广大守法者所接受并自觉地遵守，执法者依法行事而不会出错。审查是提高立法质量的一个重要方法，立法过程中将审查前置可以有效地提高立法质量。首先，主观上有利于提高立法者的责任感。保证立法质量是立法者的第一要务。立法中存在瑕疵是不可避免的，立法者应尽最大努力予以克服，不能将保证立法质量的责任转嫁给执法者和守法者，由他们来承担因立法质量问题而引起的各种不良法律后果责任。否则，执法者在执法前首先必须对自己的业务法律规范进行全面的审查，再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和法的一般原理判定自己应当执行哪些法和法条，不能执行哪些法和法条，这显然和我国当前执法队伍素质的现状相失衡，也违背了立法的宗旨。其次，客观上有利于提高立法质量。在我国的立法体系中，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外，其他法不同程度地均具有一定的部门法、地方法的色彩。为了部门、地方的利益，立法者经常有意或无意的忽视了其他法的规定，而且立法者往往就是受益者，立法者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例如:2002年8月21日教育部第12号令颁布的《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当时就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质疑,看法各异,有的人表示理解,但更多人认为：一、《办法》规定学校不承担临时监护责任有违法律原则；二、条款过于笼统，忽略了具体情况；三、教育部无权规定民事责任；四、行政约束过多会对司法造成不合理引导，法律制度不完善使得对行政部门缺乏约束；五、《办法》只能作为参考，对办案影响不大。这样的法不经事前审查就颁布实施，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所以，审查前置是必要的程序，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方略。
鉴此，对《立法法》提出如下修改建议：删去第六十三条第二款、第三款，第九十二条。在第五章适用与备案中增设七十八条：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在公布前应当按照本法第八十九条规定报接受备案的机关进行合法性审查，接受备案的机关应当在受理之日起四个月内予以答复。修改后的条文次序重新依次编排。

二、法的公布查询制度探析
法的公布乃是法的制定之尾，法的实施之初，将法的公布查询制度放在立法阶段进行探讨有其一定的科学性。
立法之现实意义应当体现在守法方面，即法能够为守法者自觉遵守。守法的前提即是懂法，懂法就必须学法，学法又以有法为基础。现行的法律规范浩如烟海，并且处于一个不停地制定、修改、废止的动态过程中，法为人们知悉的广泛性与及时性均受到严重的影响，莫说一个普通公民，就是专业的执法者也常常为此所困挠，有许多法处于找不着、买不到、看不见的状态。不知有法的存在，对守法者来说，当然谈不上遵循，对执法者而言也无法予以严格地执行，法的实施处于临时“真空”境界，有法如无法，违法概率上升是一种当然性的趋势，尤其在那些不违背社会公秩良俗，专业性比较强的领域，这种趋势会表现得比较明显。同时，因法具有时效性，那些“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的法律规范以及就同一方面先后有两个不同规定的法律规范，前文规定为违法而后文规定为不违法，或者前文规定为不违法但后文规定为违法，生效日期无形中起到了“分水岭“的作用。在生效之日处理的行为从法律意义上讲应当严格依照法律规范的时效规定和溯及力作出处理，但由于受法的这种宣传、实施的迟滞性影响，有些本不应以违法论处的行为被当作违法行为处理了，有些违法行为被当作非违法行为处理，这有害于法的严肃性与权威性。
所以，建立法的公布查询制度有其自身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国家应当为每个守法者和执法者提供一个能够方便、快捷地找到法的地方。
《立法法》第五十二条、第六十二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七条分别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公布方法，即在立法机关的公报和在全国发行、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刊登，并规定立法机关公报上的法律规范文本为标准文本。这种法的公布程序本身无可厚非，但是他不能解决法的汇编问题，不能提供查询服务，我们不能要求守法者和执法者每个个体去搜集立法机关的公报和这样那样的报纸，剪辑法律规范文本，来建立自己的法律法规数据库，这样做法既不现实，也不科学，即使是某个基层执法机关也缺乏这样的搜集能力和发展空间。鉴于目前法制宣传落实相对滞后的现状，结合网络建设的高速发展态势，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机构，专职从事法律规范的汇编工作，建立网站，向全社会免费提供网上访问查询服务。理由如下：
(一)、按照《立法法》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是接受备案的机关，其它立法机关制定法律规范必须按照规定层级向上述两级人大常委会报备法律规范文本。同时，更主要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既是立法机关，又是法实施的监督机关，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具有相应的职能，由这两级立法机关汇集法律规范，建立网站，提供查询服务有现实的可行性，其它机关因缺乏这个职能，汇集法律规范将十分困难，难以完成这项工作。
(二)、目前，提供网上法律查询服务的服务商为数不少。这些网站或者受法律规范来源渠道的影响，或者因经济利益的驱动，多局限于停留在普法的水准上，法律规范更新慢，数据少，维护不到位，缺乏权威性，有时发现已明文规定失效的法律规范仍然汇集其中，未标明失效字样。出售的法律法规数据库软件也种类各别,均不同程度地带有商业炒作的色彩，存在与法律网站相似的弊端，不能承担起向公民提供免费法律规范查询服务的重任，必须建立官方网站，专人维护，以保证法律规范数据的全面性和变动的及时性。
(三)、省、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建立法律规范查询网站切合《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规定，同时在人员、资金方面也可以得到充分地保障。
鉴此，建议在《立法法》总则中增加一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建立法律规范数据库，在互联网上向全体公民免费提供查询服务。
立法机关在法公布前应当报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本行政区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录入法律规范数据库。公布时，在机关公报，全国范围内发行或本行政区域范围内发行的报纸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与本行政区省、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网站上同时刊登和发布。

射阳县人民法院
王 红
射阳县公安局
李学高
从经济法的视角再论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李华振 张莉




本文原载于《经济日报之中国经济信息（理论版）》2004年15期（半月刊）。此为原稿，发表时，经作者同意，标题改为《“中国造”遭遇十面埋伏》。



【摘要】为什么中国要同时与这么多国家进行“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谈判？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造”一再遭遇各国不公平的反倾销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出口经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反倾销已成为“中国造”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往往是我们败诉的关键。在此情况下，申请“行业入市”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方案。
【关键词】中国造，市场经济地位，WTO，反倾销，判断标准，行业入市



“十面埋伏”围堵“中国造”

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就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了第一场听证会。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同时正在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多达100多个国家进行艰苦的谈判。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再到“入市”（成为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要同时与这么多国家进行“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谈判？我国经济法专家刘大洪说，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造”一再遭遇各国不公平的反倾销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出口经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
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2月，中国企业遭受的外国反倾销超过了600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近200多亿美元，为全球之最。仅仅在2003一年内，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就有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2004年一季度，国外又对中国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同比增幅高达83.8%，涉案金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倍。
美国是以反倾销为名而对中国企业进行“伏击”最多的国家。以2003年为例，美国就曾多次对中国的家电、家具、纺织品等一系列产品加征高额反倾销税，根源就在于美国以“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为由，对“中国造”进行肆意的围追堵截。
欧盟自1979年至今，对中国企业共提起近百起反倾销调查，对华产品立案总数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影响到中国出口金额约40多亿美元，涉案产品涵盖中国对欧出口的各个领域，其中以电器、纺织品等行业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最多。
除了美国、欧盟之外，日本、澳大利亚等30多个主要的经济强国也都经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连印度、巴西等已经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提起反倾销之诉。
用“十面埋伏”来形容“中国造”的遭遇，一点也不为过。

根源在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1988年之前，欧盟把前苏联等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只是将中国列为转型经济国家。美国也采纳了与欧盟类似的做法。但在1988年针对中国公司的一起反倾销案中，中国也被欧盟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法律的角度看，由于欧美是判例法系，判例也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自从这第一起判例之后，欧盟和美国此后就一直把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以此为法律依据而肆意对中国提起反倾销之诉。
反倾销已成为“中国造”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往往是我们败诉的关键。
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受此束缚，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
为什么当时中国会接受这样一个歧视性条款？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时，自己的市场向外国开放并不是一揽子式、一下子式的，而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汽车、金融、电信等许多领域，都作了相关保留。这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对自己相关产业的一种“特别保护”权。那么，其它国家肯定不会让中国只享受这个“特权”而不付出相应的代价，于是，作为对价交换，“非市场经济地位”之条款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利益互换”，中国在接受这一歧视性条款时也得到了其它方面的特殊权利。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入世谈判一拖十数年悬而不决，美国始终坚持在一般保障条款、特殊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等三方面卡紧中国入世的“咽喉”，所以，从大局考虑，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先付点代价，多争取时间促进发展”。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当时还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让西方国家一下子全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是不现实的。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在当时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是有必要的。

中国因受“埋伏”而致的损失有多大

WTO对倾销的定义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相关工业造成了损害。对被裁定为倾销的企业，进口国可以对其惩罚性地征收高关税。中国企业因此而遭受了多少损失，恐怕很难算清楚，因为，各个企业、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一个企业和产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反倾销败诉之罚，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连带殃及其它的企业和产业。直接损失易于计算，但间接损失却是无法测算的。
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应对反倾销时不能以中国的生产成本作为依据，而只能找一个“第三国（替代国）”作为参照。我国著名经济法专家刘大洪指出，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个“第三国”上，它的同类产品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中国，这样，在反倾销案中，十有八九会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本来不是倾销的却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的却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给中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一些国家频繁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把反倾销变成了进行贸易保护或对中国进行经济歧视的工具。
我们只要以两次彩电反倾销案为例，就能直观地看到中国为此遭受了多大损失。最近的一次是2004年5月刚刚尘埃落定的“美国企业诉中国企业彩电倾销案”，选择的替代国是印度，而印度的平均原材料价格是中国的6倍，这直接导致中国彩电的生产成本被高估，致使中国在应诉中处于极端不利地位。美国对中国彩电征收最高可达78.45%的关税，使中国向美国出口彩电变成了“倒贴钱”，这导致中国2004上半年对美彩电贸易额不足2003年同期的1/3，甚至有可能使一些中国彩电企业失去全球三大彩电市场之一的美国。而且，中国彩电整机制造业所遭受的损失还蔓延到整个彩电产业链，如半导体、显像管、元器件、塑料、配套等多个产业环节。
时光倒流到1988年的另一个案例——欧盟诉中国彩电倾销案，在该案中，欧盟选择的是人力成本20倍于中国的新加坡作为替代国，据此裁定中国彩电企业倾销，曾导致中国彩电被欧洲市场拒之门外长达15年，大大阻碍了中国彩电国际化的进程！
反倾销并不仅仅是政府的事情，还和每个人的利益相关，最直接的是就业问题。中国频频遭遇反倾销直接影响到国内企业的出口，出口减少又直接影响到我国的GDP，而众所周知，GDP与就业有着密切的关系。比如，仅2001年一年，我国就因出口企业遭受反倾销而令这些企业直接减少4万个就业机会，而如果把上下游产业链的间接损失也算上，当年实际损失的就业机会可能高达4万的N倍！

中国离“突出伏围”还有多远

在“中国造”急需走向世界的今天，这种“十面埋伏”已经成为明显的桎梏。15年的期限太长、道路太远，我们不能就此束手无策，中国必须“冲出伏围”。为了这个目标，中国政府已经打响了一场又一场激烈的“突围战”。
美国是中国突围之战中最难打的一场仗。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就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了第一场听证会。在此之前的5月7日，美国商务部曾专门发出听证会公告。美国认为中国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其判断依据是美国《1930年关税法》规定的六条标准，即该国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雇员与雇主谈判工资的自由程度；该国对合资企业或其他外国投资的准入程度；政府所有权或对生产资料的控制程度；政府对资源分配的控制程度与决定价格和产量的程度；以及行政当局认为合适的其他因素。
从目前各方反映来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要得到美方的承认，恐怕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要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反倾销一直是美国政府对华经贸政策施压的重要手段，决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对中国出口进行扼制的重磅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