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城市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山西省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晋市政办〔2007〕66号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晋城市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及驻市各有关单位：
《晋城市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2004年3月11日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晋城市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同时废止。
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七年六月十五日
晋城市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
1.总则
1.1目的
为切实提高我市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工作迅速、紧张、有序的进行，现场证据不受到人为破坏，受伤人员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快速、最有效的救治，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及其它后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高效处理特大交通事故，制定本预案。
1.2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统一指挥，属地为主，快速反应，职责明确，减轻损失，依法处置的原则。
1.3编制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和公安部、卫生部《关于建立交通事故快速抢救机制的通知》（公通字〔2002〕8号）以及《山西省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预案。
1.4现状
晋城是全国最大的无烟煤生产基地，地处山区，是晋煤外运的重要通道，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道路建设和交通的高速发展，全市机动车保有量、公路通车里程、机动车驾驶员总数等道路交通要素也在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时有发生，全市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日益严峻。
1.5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境内发生的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以及可能给广大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的群死群伤等恶性道路交通事故。
2.组织机构与职责
2.1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
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工作由晋城市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领导组负责领导，县（市）级人民政府应成立相应的领导机构。
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日常工作由晋城市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领导组办公室负责，具体负责制定并及时修改应急预案，接报、整理、通报道路交通事故信息，根据事故后果的严重程度和相关规定，提出建议后上报“晋城市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领导组”和相关部门。
2.2各部门职责
市政府负责救援工作的综合指导协调工作；市公安局负责指导基层公安机关维护现场秩序、紧急救援、调查取证、原因调查、对事故单位及与事故相关人员的控制等工作；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负责对有危险化学品的事故急调相关单位和专业人员进行处置，联合相关部门对安全生产责任事故进行管理责任倒查、追究；市卫生局负责协调有关医疗机构开展道路交通事故中伤员的救治和死者的暂时存放、现场有关区域的卫生防疫等工作；有关保险公司负责及时支付伤者抢救费用并开展理赔；市民政局负责协助当地民政部门开展善后工作，救助交通事故中的困难群众；市教育局负责在交通事故中涉及学生时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开展救援和善后工作，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和应急知识的培训；市财政局协调有关部门及时解决紧急救援中的经费保障；市交通局、晋城公路分局协调有关部门解决救援中的车辆保障，及时整改多次发生交通事故的危险路段，在驾驶员培训中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和应急知识的培训；市政府外事部门在交通事故伤亡人员中涉及外国人时，协助公安部门开展工作；市公安消防支队负责协助公安交警部门做好破解车辆等紧急救援工作和发生火灾事故时的灭火施救工作；交通事故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要通知环保部门参与救援。
2.3 应急联动机制
道路交通事故中涉及火灾、车辆变形严重需破解时通知公安消防部门联动；涉及人员伤亡时通知卫生部门或急救部门联动；涉及传染病（《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甲类和乙类传染病）人员时通知卫生防疫部门联动；涉及正在押运罪犯的车辆或运送大额钞票、有价证券等贵重物品车辆的事故通知武警部队或相关部门联动；涉及中小学生群死群伤的事故通知教育部门联动；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辐射物时通知防化部队或相关行业管理部门联动；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通知环保部门参与救援，并对污染程度和造成的影响进行评估，及时制定应对措施。
3.应急响应
3.1分级响应
发生死亡3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响应级别为IV级，事故发生地县级人民政府响应；启动同时，应将事故发生信息迅速报市人民政府、公安交警部门。
发生死亡5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响应级别为III级，事故发生地县级和市人民政府响应；接报后30分钟内，应将事故发生信息迅速报省人民政府、公安交警部门。
发生死亡10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响应级别为II级，事故发生地县级和市人民政府响应；启动同时，应迅速将事故发生信息报公安部。
发生死亡30人以上的道路交通事故响应级别为I级，事故发生地县级、市级和省人民政府响应，启动同时，应迅速将事故发生信息报公安部和国家安监总局。
县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是预警的第一响应队伍，县级人民政府是预警响应、先期处置的第一组织责任单位。
3.2信息共享和处理
道路交通事故信息分为：事故发生信息、现场情况信息、经调查后确认的详细案情、事故原因及责任追究信息、善后情况信息。事故信息的采集按照事故信息系统的规定范围、内容，由交通事故处理民警填写采集表，录入系统及时上传。
3.2.1 事故发生信息
县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根据掌握的初步信息，按照事故响应等级和有关规定，确定信息共享的范围，及时通知相关部门联动。有人员伤亡的要立即通报医疗卫生部门；涉及港澳台或外籍人员伤亡、失踪、被困，或者可能影响到境外的，立即通报政府外事部门；涉及火灾、车辆强制拆解时立即通报公安消防部门；涉及有毒、有害、易燃、易爆、辐射物时立即通报防化部队；涉及传染病（《传染病防治法》中规定的甲类和乙类传染病）人员时立即通报卫生防疫部门；可能对环境造成污染的，立即通报环保部门；涉及正在押运罪犯的车辆或运送大额钞票、有价证券等贵重物的车辆立即通报武警部队及有关部门。
3.2.2 现场情况信息
根据现场掌握的最新信息，由应急救援领导组决定是否增加新的联动单位和信息共享范围（如交通部门、民政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安监部门、保险公司等）。
3.2.3 经调查后确认的详细案情
由公安部门、检察院和安监部门（涉及刑事侦察秘密的除外）共享。
3.2.4 事故原因及责任追究信息
由公安部门、检察院和安监部门（涉及刑事侦察秘密的除外）共享。
3.2.5 善后情况信息
由公安部门、民政部门、保险公司共享。
3.3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交通事故后的基本响应程序
3.3.1成立现场抢救指导组和具体工作处置组
本市境内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交通事故后，省政府成立特大交通事故现场抢救指导组。指导组组长由到达现场行政职务最高的省政府领导担任，到达现场的“省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领导组”成员和事故发生地市政府领导任现场抢救指导组副组长，到达现场的“省道路交通事故预防工作领导组”其他成员为现场抢救指导组成员。指导组负责宏观指导、协调交通事故现场抢救、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
3.3.2现场抢救各组人员组成及职责
本市境内发生一次死亡10人以上特大交通事故后，市政府根据案情的需要，迅速成立现场抢救领导组、现场抢救组、事故勘验调查组、善后工作组、现场警戒组、情报信息组六个组。
3.3.2.1现场抢救领导组：负责根据案情需要，对各成员进行现场分工，并具体指挥、协调交通事故现场抢救、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组长由市政府领导兼任，成员由市直相关部门领导兼任。
3.3.2.2现场抢救组：在事故现场抢救过程中，根据案情的不同，抢救组由公安、卫生、消防、工程救援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由市卫生局负责人任指挥长，公安局副局长任副指挥长。
现场抢救组负责以最快的速度，组织有关人员，调集必需设备，赶赴特大交通事故现场，果断救护，精心抢救，并排除事故险情等。
3.3.2.3事故勘验调查组：由交警支队抽调警力组成，由市公安局分管交通管理工作的副局长任组长。
事故勘验调查组负责在抢救伤员过程中设置标记；依法对现场进行勘验调查；在现场抢救伤员结束，险情排除，勘查完毕后，指挥撤除现场工作；对受伤人员进行调查；对知情人员进行走访；对肇事车辆、尸体进行检验或鉴定；控制犯罪嫌疑人等工作，尽快查明伤亡人员姓名、车属单位、事故原因等有关情况，依法惩处肇事者。
3.3.2.4现场警戒组：由事故发生地公安局抽调警力组成，一名副局长任组长。
现场警戒组负责事故现场的外围警戒、维持现场秩序以及有关领导的安全等工作，确保在抢救伤员过程中，不发生二次事故，不发生哄抢财物现象。如有围观人员或伤亡人员家属在现场闹事，应采取快速、果断的措施予以处置。
3.3.2.5情报信息组：由交警支队抽调专人组成，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支队长任组长。
情报信息组负责事故及调查情况信息的收集、汇总，宣传资料的拍摄等工作，为领导组决策提供准确依据，并及时向上级有关部门汇报事故及调查情况，配合新闻媒体适时宣传。
3.3.2.6善后工作组：由事故发生地县政府及民政局、公安局抽人组成，由县长任组长，如伤亡人员籍贯大部分为同一县（市），则伤亡人员籍贯所在地政府有关人员参加善后工作组。
善后工作组负责尽快筹集或垫付医疗费用，联系转院、出院等工作，确保不延误伤员的救治；安慰伤亡人员家属，努力确保伤亡人员家属情绪稳定；协调保险公司、车属单位等尽快开展理赔工作，支付相关费用。
3.3.3扩大应急
事态难以控制或有扩大、发展趋势时，由应急领导组根据现场情况抽调机动人员参加救援或通知相关部门紧急增援。
3.4指挥与协调
死亡3人以上的交通事故由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现场协调、指挥，县（市、区）政府分管领导必须赶赴现场；
死亡5人以上市人民政府负责现场指导、协调，县级人民政府负责具体指挥、抢救工作。市级人民政府分管领导必须赶赴现场；
死亡10人以上事故由省人民政府派员现场指导、协调，地级市人民政府负责具体指挥、抢救工作。
3.5新闻报道
发布新闻信息时由情报信息组根据调查确认的事实，报经领导组同意后发布；涉及刑事侦察秘密的不得发布；未经调查确认的信息不得发布；涉及事故原因、责任认定和处罚意见的，在正式结论未做出之前不得发布或发表个人看法；参与调查的所有人员未经领导组授权一律不得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
3.6应急结束
现场抢救结束后由事故应急领导组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宣布应急结束，安排后期处置工作。
4.后期处置
4.1善后处置
善后工作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和司法部门依法进行，善后费用由肇事车主和承保保险公司解决。
4.2社会救助
伤亡人员较多，肇事车主和保险公司均无力解决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先行垫付；未设立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或救助基金无力垫付的，由事故发生地人民政府垫付。
4.3保险
依据法律法规和保险合同先行垫付伤者抢救治疗费和死者丧葬费，并积极开展赔付工作。
4.4调查和总结
道路交通事故的调查工作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进行。
5.保障措施
5.1人员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经常组织培训，提高各部门应急救援人员素质和相互协调的能力。5.2车辆保障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县道路里程、交通流量、道路状况，历年交通事故数量等，为本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装备交通事故现场照明车、勘查车、吊车、清障车、调查用车等，确保应急救援工作能随时开展。
5.3设备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本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装备车辆、破解工具以及现场防护、勘查等抢救、办案的必需器材。
5.4经费保障
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与卫生、保险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协调建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及时帮助抢救费用不能及时到位的伤者和交通事故中有经济困难的其他人员。
6.宣传、培训
6.1公众宣传教育
广泛宣传交通事故急救知识，在大、中、小学普遍开展交通安全教育。
6.2培训
在初中以上学校和驾驶员培训、考试中增加交通事故急救常识教育，增强广大群众和驾驶员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的急救能力；培训各级公安交警和相关部门人员应急救援知识，提高应急救援能力。
7．其它
7.1对于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不包括10人）的特大交通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由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制定。
7.2各县（市、区）每年组织一次以上演习；市每两年组织一次以上演习。
7.3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应急处置是关系到人民生命和财
产安全的重大工作，成员单位接报告后，必须迅速赶到现场，参加救援工作，对贻误战机，造成严重后果者将从严追究有关责任人。
除成员单位外，必要时本市辖区所有单位、工矿企业、驻晋机构都应义不容辞地为事故的救援提供人力、物力、交通等方面的便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和干涉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否则将视后果，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
7.4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范围，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论我国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
余金龙
【内容摘要】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1997年10月1日正式实施。这一部新刑法与《79刑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引入了罪刑法定原则，而修改删除了《79刑法》中具有中国特色的类推原则。从而改变了我国以往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以行政决定司法的现象。这一改变，使人们看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向民主法制迈出了具有重大实质意义的一大步。
【关键词】 罪刑法定 渊源 机能 现状
1、引言
自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改颁布到现在，整整走过了十余年历程。罪刑法定原则被正式明文确定为刑法的基本原则并应用于实践也已有十余年。罪刑法定原则正在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犯罪与刑罚的观念，罪刑擅断、类推适用等司法官之自由裁量权受到有效控制，犯罪追究行政化现象也有所遏制，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观念在司法实践阶层开始萌芽与发展。随着依法治国的推进，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适用有成就也有流弊，本文将阐述如何认清罪刑法定的应有之义，以及如何推进罪刑法定在我国的深入。
2、罪行法定原则的概念及内容
2.1罪刑法定原则的概念
罪刑法定的基本含义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句法律格言，是对罪刑法定含义的高度概括。学者们也各自给出了罪刑法定的概念。日本著名的刑法学教授中山研一先生认为“所谓罪刑法定原则是为了处罚某种行为，在该行为实行以前，用法律将它规定为犯罪并且应当科处的刑罚的种类与程度也必须用法律加以规定的原则。”[1]此外张明楷教授也认为：“根据保障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与国民主权的原理要求行为构成犯罪以及受到刑罚处罚必须以法律的存在为前提，这便是罪刑法定原则或罪刑法定主义。”[2] 被誉为“近代刑法学之父”的费尔巴哈用拉丁文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经典表述为:“ Nullum crimen sine lege，nullum poena sine lege”(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3] 我国刑法第三条：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从而确定了不同于79年刑法的类推制度，从而改变了我国以往以党的政策代替法律，以行政决定司法的现象。这一改变，使人们看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又向民主法制迈出了具有重大实质意义的一大步。
2.2罪刑法定原则的内容
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学者之间意见有所不同。德国学者贝林格认为，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包括如下四点：1.排除习惯法于刑法规范之外；2.刑法不承认溯及效力；3.刑法上不许不定期刑；4.不许类推。日本的内藤谦教授主张，罪刑法定主义的内容分为形式方面和实质方面。前者包括：1.法律主义；2.事后法的禁止；3.类推解释的禁止；4.绝对的不定刑的禁止。后者包括：1.明确性原则；2.刑罚法规正当的原则。我国刑法教授张明楷先生一直致力于日德刑法的研究，他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和内藤谦教授主张相似。所以笔者根据张明楷教授07版刑法关于罪刑法定内容的论述加以整理如下：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形式的侧面与实质的侧面。形式的侧面包括法律主义、禁止溯及既往、禁止类推解释、禁止绝对不定期刑。1、法律主义。规定犯罪及其后果的法律只能是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故行政规章不能制定法律；规定犯罪及其后果的法律必须由本国通用的文字表述；习惯法和判例不得作为刑法的渊源；2、禁止溯及既往。规定对行为时并未禁止的行为科处刑罚；对行为时虽有法律禁止但并未以刑罚禁止；事后减少犯罪构成要件而增加犯罪可能性；事后提高法定刑；改变刑事证据规则。3、禁止类推。需要判断的具体法律事实与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基本相似时，将后者的法律效果适用于前者。4、禁止绝对不定期刑。法律事先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没有留给法官裁量的余地，阻却了不同犯罪、不同犯罪情节、不同罪行程度适用不同刑罚档的可能性。实质的侧面包括明确性、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1、明确性。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对象。就如法律巨匠孟德斯鸠所言：法律的用语对每一个都能唤起同样的观念[4]2、禁止处罚不当罚的行为。指刑罚法规只能将具有处罚根据或者说值得科处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从而限制立法权。3、禁止不均衡的、残虐的刑罚。虽然我国现行刑法将罪行相适应原则独立于罪刑法定原则之外，但后者事实上可以包含前者。刑罚处罚程度由重到轻，是历史发展的进步与必然结果，轻刑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笔者认为各位刑法学者研究罪刑法定原则时都是以保护人权，限制刑罚的理念深入研究的，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刑罚权的肆意启动，保护人权。尽管各种学说不尽相同，但都是大同小异，相互涵摄，没有必要以哪家为一，综上所述罪刑法定原则包括：1、成文法主义 2、禁止事后法 3、禁止类推解释4、禁止绝对不定期刑5、实体的适当原则
2、罪刑法定原则的渊源
从法律渊源上来说，罪刑法定原则最先来源于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第39条规定：“对于任何自由人，不依同一身份的适当的裁判或国家的法律，不得巡捕、监禁、剥夺领地，剥夺领地，剥态法的保护或放逐出境，不得采取任何方法使之破产不得施加暴力，不得使其入狱。”这一规定是当时的贵族，僧侣及市民为了抑制国王的专制，保护既得利益迫使英王制定的，它使英国人的人权在法律形式上得到了保护，奠定了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
罪刑法定原则在我国刑法中的确立有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过程。举例说，早在春秋战国之交的宋国，政治家、思想家墨翟就明确在其名著《墨子经上》一书中指出：“赏（同尚）罪不在禁，为害无罪。”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倘若罪刑不在刑法禁止之列，虽然对社会有危害性，也不构成犯罪。这与当代刑法中关于罪刑法定的表述，几乎是一致的。之后，集我国封建法律之大成的《唐律》第484条更明确地规定：“诸断罪皆须具引律、令、格或正文，违者笞三十。”
1910年由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新刑律》实现了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化。该刑律第10条规定：“法无正条者，不问何种行为，不为罪。”此后，1911年民国时期的《暂行新刑律》和1928年、1935年由国民党制订并颁布的《刑法》也有类似的规定。尽管旧中国各部刑法均有罪刑法定原则的规定，但是由于这些刑法中都一直存在法外制裁并容忍类推制度的实施，罪刑法定原则不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
1979年《刑法》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一部刑法典，由于遵循“宜粗不宜细”原则，《刑法》分则条文只有103条，又可能有些必须追究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而法律又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不又规定了有条件的类推制度。随着改革开放日趋稳定发展，我国刑事立法进一步科学化、民主化，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宝贵的经验，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的大量出台进一步充实了刑法的内容，人民追求民主自由的呼声越来越高，1997年《刑法》取消了类推制度，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其第3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罚。”这是共和国刑法立法史上第一次以条文化的形式，将罪刑法定原则规定下来，其意义自是极其深远。
4、罪刑法定的刑法机能
1、限制国家立法权。
首先, 罪刑法定主义首要功能是对立法权的限制。在罪刑法定的构造中，刑事立法者绝不是一个任意恣行的人，而是处于限制与被限制的复杂关系之中。立法者规定对某一行为以犯.罪论处.这当然是对个人自由的一种限制，但它并不能无限制的扩张这种权利。换言之，这种权力本身同时又受到个人自由的限制。自由本身即意味着限制，没有限制就没有自由。因为社会自由的存在前提是，一切人们都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形式而同其他人发生联系，而联系本身就意味着相互制约。而且，社会自由既然是一种自主活动状态，那么人们在行使自由权利进行社会活动时，必须考虑他的活动对其他人的存在和他们各方面利益的影响。否则，就会由于妨害他人应该享有的利益而遭到抵制。由此，刑罚权本身又应该受到限制。罪刑法定主义最大的功能就体现于此，这也是单纯地从罪刑法定的字面上无从寻得而是隐含在这一原则背后的深层价值意蕴。
2、限制国家司法权。
罪刑法定原则的另一个功能就是以立法权限制司法权。司法如果没有立法的限制，擅断就不可避免,专横也在情理之中。对司法权的限制，始终是刑事古典学派考虑的一个根本问题，其目的就在于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不受司法侵犯。因此，只有确定性的刑事规范，才能为公民提供安全的保障。在法律已经把各种现念很明确地加以规定之后，就不应再回头使用含糊笼统的措辞。这也就是说，在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的情况下，我们的刑事司法的首要标准，就必须是依照现有的刑事法律来进行了。按照这一原则的根本要求：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这样，司法权就有了一个根本的范围边际了，而不能随意擅断，从而达到对司法权的限制。
3、保障公民权益。
罪刑法定原则的第三个功能就是保障公民权益。罪刑法定主义作为近代刑法基本原则的诞生，完全体现了古典自然法所确立的个人本位的价值观念，以人权保障为己任。贝卡利亚指出:正是这种需要迫使人们割让自己的一部分自由，而且，无疑每个人都希望交给公共保存的那份自由尽量少些，只要足以让别人保护自己就行了。这一份份最少量自由的结晶形成惩罚权。一切额外的东西都是擅权，而不是公正的，是杜撰而不是权利[5]。如果刑罚超过了保护集存的公共利益这一需要，它本质上就是不公正的。为此，必须在政府的权力与公民的自由之间划分出一条界限，而罪刑法定就是这条界线的一个明确的界标。
4、有利于类推的正确应用。
类推伴随成文法出现，是成文法出现后的司法实践中的客观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类推适用法律不是人所能废止的，只能予以限制，即使在新刑法体系中，类推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例如：法释[1998]4号文件，[6]第12条所列第四项，“为练习开车、游乐等目的，多次偷开机动车辆，并将机动车辆丢失的，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偷开机动车辆，并将机动车辆造成车辆损坏的，按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之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练习开车、游乐为目的行为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行为有质的不同；将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偷开机动车造成车辆丢失的行为以盗窃罪定罪处罚，只能被认为是法学理论上的司法类推。所以可以认为在1997年刑法颁布后的司法实践中，所谓类推问题还是普遍存在的。既然在罪刑法定的今天，类推的问题依然存在，那么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尽量地使类推的应用为实现罪刑法定原则服务。
5、罪刑法定在我国立法司法领域的现状
5.1罪刑法定原则在刑事立法中体现及缺陷
1刑法总则中的体现
我国刑法实现了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犯罪的法定化具体表现是：（1）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的概念，认为犯罪是危害社会的、触犯刑法的、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2）刑法明确规定了犯罪构成的共同要件，例如犯罪故意、犯罪过失、刑事责任能力等。。（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为司法机关正确定罪提供了法律依据。刑罚的法定化具体表现在：（1）刑法明确规定了刑罚的种类，即把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两大类，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和没收财产。（2）刑法明确规定了量刑的原则，即对犯罪人裁量决定刑罚，必须以犯罪事实为根据，以刑事法律为准绳，（3）刑法明确规定了各种具体犯罪的法定刑，为司法机关正确量刑提供了法定标准。
2刑法分则中的体现
在分则罪名方面，我国刑法作了相当详备的规定。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将1979年刑法及其后由立法机关制定的单行刑法、附属刑法所涉及的犯罪，经过必要的整理和编纂纳入其中。同时，还根据社会现实的需要增设了大量罪名。分解了79年刑法的几个口袋罪，如流氓罪、投机倒把罪等。在经济犯罪方面，1997年刑法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洗钱罪、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等。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方面，1997年刑法增设了强制猥亵罪、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罪等。刑法分则第七章还专章规定了危害国防利益罪，增设了20多个罪名；在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和渎职罪等各章中，刑法也增设了若干罪名。这些新增罪名，反映了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此外，在具体犯罪的构成要件以及各种犯罪的法定刑设置方面，刑法亦增强了法条的可操作性。1979年刑法在罪状的表述上过于笼统，在法定刑的规定上过于宽简，缺乏立法的明确性和具体性。1997年刑法在罪状的表述以及法定刑的设置方面，吸收了以往的有益经验，立法在细密化、明确化程度上有所进步。
3刑事立法中关于法律明确性、违法的刑法解释的思考
（一） 法律明确性规定犯罪的法律条文必须清楚明确，使人能确切了解违法行为的内容、准确确定犯罪行为与非犯罪行为的范围以保障该规范没有明文规定行为不会成为该规范适用对象。然而在我国刑法条文中，虽然经过97年的修订，分解了几个“口袋罪”，如投机倒把罪、反革命罪、流氓罪，将犯罪构成要件规范的更具体，但是仔细找寻，也发现了不少没有规定具体罪状的“小口袋罪”如我国刑法除了在危害公共安全罪一章中有条罪名叫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刑罚条文没有规定本罪的具体行为结构与方式，导致“以其他危险方法”没有限定。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我国的弹性刑法。它包括两类：一类是纯正情节犯，即刑法规定以情节严重或者情节恶劣作为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如《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构成侮辱罪、诽谤罪。另一类暂且称其为纯正兜底犯，即刑法规定以刑法列举的犯罪行为以外的“其他行为、方式、方法、手段”构成犯罪的情形，比如非法经营罪。非法经营罪是从原《刑法》所规定的投机倒把罪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的新罪名。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故意从事非法经营活动，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 根据刑法第225条它包括4种行为方式。其中第4种行为规定：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管理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这是泛指前三种以外的其他破坏市场管理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由于我国市场准入门槛较高，一些不符合经营资格的行为主体往往就落入了非法经营罪的第四个行为中。纯正情节犯意味着犯罪实行行为在定量或程度上的不明确，而纯正兜底犯则意味着犯罪实行行为在定性或范围上的不明确。[7]根据相关数据显示：现行刑法中的弹性规定有68个，占罪名总数的15.6％。其中，纯正情节犯27个，占罪名总数的6.2％，约占弹性刑法总数的40％；纯正兜底犯44个， 占罪名总数的10.1％，约占弹性刑法总数的65％[8]由于大量弹性刑法缺乏明确性、预测性可导致了入罪的随意性。 （二）空白刑法是指刑法只规定罪名或部分构成要件及法定刑，而将构成要件的一部或全部委诸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或命令。在我国刑法中，空白罪状有两种表现形式，即完全空白罪状和不完全空白罪状。前者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的犯罪构成行为要件本身末作任何表述，而仅指出参照的法律、法规或制度。如刑法第132条之规定，“铁路职工违反规章制度，致使发生铁路运营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后者是指刑法分则条文对具体的犯罪构成行为要件作出类型化表述，但仍需参照其他有关的法律、法规或制度才能予以确定。如刑法第340条之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9] 空白罪状对其所要参照的依据指示不明确。对于空白罪状的参照依据，我国刑法规定不一，表述非常混乱，有“违反......管理规定”、“违反国家规定”、“违反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违反法律规定”、“违反规章制度”等十几种之多，这些表述都过于概括、笼统，且大部分尚无明确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这种不统一协调的表述，不符合法律条文严谨统一的原则，而且使得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无所适从，从而导致对法律在理解和适用上的不一致使罪刑法定原则要求下的法律明确性大大折扣。